"日本韩寒"加藤嘉一:我理解韩寒，与众不同有风险

　　加藤嘉一

　　1984年4月28日出生于日本伊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毕业。自从2005年4月亲历“反日游行”开始，在海内外媒体发表言论。曾作为日本公派留学生，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得学士及硕士学位，获2006年留学生学习优秀奖本科生奖。前任北京大学日本人协会会长，现任顾问。北京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研究员，察哈尔学会研究员，日本庆应义孰大学SFC研究所研究员。加藤平时在各种媒体上发表言论，是中日交流、中日关系的热衷观察家、评论者。

　　记者手记

　　中国的80后们有一个梦想：睡觉睡到自然醒。加藤嘉一做到了，不过他是凌晨4点半自然醒。

　　加藤不喜欢闹钟，凌晨4点多，他就会睡够了自然醒来，长跑1个小时后，6点回家，专注写作到8点半。而在这个钟点，很多中国的80后还刚刚被闹钟震醒，一边睡眼惺忪地晃着脑袋，一边赶车去上班、上学。

　　见到加藤嘉一的时候，他刚刚从一个无聊的官方晚宴中逃出来。他穿着一身运动装束，贴身的透气T恤是只有专业运动员才会有的装备。根据关于他的各种报道，可以推理，加藤是特意把正装换掉才来接受采访的，毕竟，脱掉束手束脚的西服，把自己重新塞进运动衣，他才更像自己。

　　185cm的加藤，皮肤黝黑，身材匀称，双腿修长，拥有一种吸引女孩子的强大气场。加藤说，他曾经恋爱过，失败了，这两年他很渴望拥有爱人、建立自己的家庭。“否则我的生命缺了一块。”

　　从2006年以来，专著、译著、编著写了15本的加藤嘉一，努力得“令人发指”：手里同时有几本书在写；给不同媒体写每个月至少25篇专栏；一年平均要看300本书……每天除了睡眠的4个小时，甚至连跑步的时候，他都在思考。加藤认同笔者对他的评价：一个没有童年、永远生活在“壮年时代”的人。

　　就像他酷爱长跑一样，加藤说，他会这样一辈子。

　　赢得了鲜花和掌声的加藤，最近又在思考一个新问题：这些年，他说得太多。他自责于自己表达太多的立场、太多的价值观，他似乎已经赤身裸体。“对于这些年来的奋斗和奔跑，我的判决是‘失败’”。

　　怎么办？加藤选择“逃”。“逃”到能让他潜心充电的“新世界”去，沉下心来，用刻苦来逼迫自己更成熟，就像马拉松必定会遭遇、必须要熬过极限期一样，加藤平静地接受这个现实。他希望自己像一棵树，一直努力地接近苍穹，需要的时候，宁可砍掉那些枝繁叶茂、却影响生长的枝桠，努力向上，朝着蓝天。

　　3月1日，加藤嘉一接受羊城晚报专访。

　　生活

　　当愤青 多运动 多读书

　　羊城晚报：你似乎没有童年，但是我觉得你似乎也不会有老年，你永远都身处壮年时代吗？

　　加藤嘉一：我一天只睡4个小时，剩下的时间不是读书，就是工作、思考、跑步。我跑步的时候也在思考。我赞同你的“壮年”之说。这种状态，我想我可以维持一辈子。

　　其实这种状态并不是外人想的那么累。比如我喜欢奔跑，所以到了不同的城市，我也是通过跑步来观察每一座城市。跑步之余，和路人聊天、甚至跟小动物聊天。我也很喜欢逛不同城市的书店，有时候我会拿出一整天时间来逛，闻闻书页的味道，我觉得很放松。但是我不像其他年轻人一样，需要有人陪我聊天，需要逛街消遣，我有五年没买新衣服。我喜欢这种一个人享受孤独的状态。

　　羊城晚报：你曾经在一次演讲中说过，犬儒不如愤青，你怎么看待现在的愤青？

　　加藤嘉一：犬儒不如愤青，这是肯定的，不要总说“无所谓，没办法”，要有一种愤怒的心态。我也是个愤青，看到中国的问题多么悲哀、多么黑暗，我就很愤怒，通过文字来表达，比如我在金融时报中文网上写文章，中南海会看到，他们看到以后觉得有参考价值，就会找我谈论政策，会有改善，这个时候我就很高兴。

　　愤青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只是被动情绪化、说说而已是不够的。愤青应该有改变世界的动力。其实很多记者也是这样，因为看不惯社会，才会去努力推动社会、改造社会。所以我认为，记者最起码的素质，就是应该有愤青心态。所以，犬儒远远不如愤青。

　　羊城晚报：你喜欢长跑，为什么？

　　加藤嘉一：跑步好啊，跑步可以培养你的孤独感，还可以让你有一整段思考的时间。我曾经讲过，年轻对运动的冷漠将成为城市问题，中国的体育进入了后奥运时代，年轻人不爱运动，宅男们要么上课，要么在家里呆着，是很不健康的。现在跑步的都是老年人，年轻人会说“太忙”，其实就是借口。

　　从政

　　是我的宿命

　　羊城晚报：你还像以前一样想从政吗？

　　加藤嘉一：这个不是想不想的问题，我是宿命论者，我不从政是不可能的。什么叫从政？你说竞选、当政客，才是从政？这个是非常狭隘的定义。从广义上来说，参与社会决策就是从政，因此我其实已经在从政。

　　羊城晚报：但是如果你不是身在其位，是很难掌握最直接、最大的社会资源的。

　　加藤嘉一：我认可你的观点。

　　羊城晚报：那你会不会为了去掌握这个资源而去做政客吗？要知道做政客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你会失去很多自由，那你愿不愿意？

　　加藤嘉一：这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我会(去做政客)。在很关键的问题上，我从来不问自己愿不愿意。从政对我来说，和吃饭、呼吸、跑步一样，是最起码的。

　　但是我在和日本的大臣，中国的部长、国务委员的交往中，从来不客套和矫饰，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我是有意地去漠视这种等级差异，这样反而对我好，因为中国的官员见多了拍马屁的人，不需要再多我一个。

　　羊城晚报：如果当政客，你会不会觉得痛苦？

　　加藤嘉一：会有痛苦。但其实我现在也已经有这种痛苦。比如说我现在立足于中国、日本之间，跨国界、跨价值观、跨体制是非常艰难的，常常有很多误解，这种痛苦我相信也不亚于将来的从政。比如最近日本名古屋市长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言论激起中国民愤，我每天至少会收到一百封骂我的邮件，这些人需要宣泄，但是日本人中，他们只能找到我来骂。这些邮件我都会看，因为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观察中国社会。当然我也想反驳，但在重大问题上，对我的痛骂我始终在忍，因为这里是中国，以情绪对抗情绪没有好结果。唯一能够化解的办法就是———忍。我也觉得这是在锻炼自己。

　　忍受痛苦的唯一动力，就是我确实在做与众不同的事情，与众不同是我的不变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