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教材"成家长眼中"香饽饽" 揭跟风背后真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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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下教材编写者缺乏的“儿童本位”

　　民国教材引起追捧的原因，不同人群的看法不尽相同。以三套老教材为桥梁，在看似断裂的当代教育与民国教育之间似乎拉起了一条线，不论是外行还是内行，都要面对同样的问题：中国的教育水准在倒退吗？

　　以制度论，教材的编写自1903年以来，一直是“国定制”和“审定制”并存，而“五四”之后到1937年这段时间，则是以“审定制”为主。所谓“审定制”，就是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根据颁布的中小学各科课程标准，通过自己设定的教材审定机构，对有关出版单位编辑的各类教材进行审查鉴定，审定通过后准予出版、发行、使用的一种教材编审制度。与国定制想比，这种制度无疑为教材的编写和出版留下了较大的自由空间，各种民营书店、出版社得以进入教材市场。因此，民间自编教材在这一时期空前繁荣。

　　在审定制实施的前提下，民国时期教材编写唯一需要遵循的原则便是“课程标准”。1922年壬戌学制颁布之后，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1923年公布了新的《课程纲要》，对不同阶段国语教学的目的性有着明确描述。其中，中学国语教学目标恰为叶圣陶制定：“使学生有自由发展思想的能力；使学生能看平易的古书。使学生能做文法通顺的文字；使学生发生研究中国文学的兴趣”；小学国语的课程大纲则由吴研因拟定，其教学目标为：“练习运用通常的语言文字；并涵养感情、德性；引起读书趣味；建立进修高深文字的良好基础；养成能达己意的发表能力。”此后，这一课程标准又经过几次修改，但到1930年代，其主要内容和基本格局基本已定，不再有太大变化。相比之下，1986年之后中国教材编写虽然同样采用“审订制”，但审批的严格程度远超民国。

　　如果说制度层面的因素是“有据可查”的话，那么民国“味儿”成形的另一要素———“氛围”，却多少有些“虚无缥缈”。不过，很多家长的感受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在谈到为何选择这些老教材作为孩子读物时，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到“童趣”、“天真”等词。换言之，这批教材能够激起孩子的阅读兴趣，是不错的儿童读物。这种“儿童本位”的教育理念，大概正是当下教材编写者所不具备或“不能”具备的。因为其所依托的，是民初整个中国知识界对“儿童”的重新发现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