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1925年开放首日：人满为患把栏杆挤断(2)

　　善后委员会

　　溥仪出宫是故宫国宝的大幸，却是清室遗老遗少的大不幸。

　　消息传到天津，在小洋楼里做寓公的遗老遗少如丧考妣。天津《益世报》称，他们推定铁良、升允、罗振玉等人为代表，“准备赴京向当局提出抗议”。

　　一干遗老的叫嚣，并没有引起国务总理黄郛的重视，毕竟他们都是过气之人。但随后两位实权人物的表态，则让黄郛内阁颇感不安。11月7日，被直奉战争赶下台的原总理段祺瑞致电黄郛，表示不赞成政府废除清室优待条件，把溥仪赶出宫。刚刚得胜的张作霖也放出话来，说将不日抵津与段祺瑞一起对溥仪出宫一事发表意见。

　　张作霖与段祺瑞会不会在清室的撺掇下，把溥仪再给弄回去呢？为了防止旁生枝节，黄郛政府决定立即组织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专司故宫藏品的清理与善后。对于故宫的未来，黄郛政府发表公告称，当清室善后委员会接收、点查清楚后，“即将宫禁一律开放，备充图书、博物馆等项之用，藉彰文化而垂久远”。

　　此时，社会上对于如何处置故宫国宝，也出现了许多奇谈怪论。遗老金梁说，根本没必要组织善后委员会，清宫会自行清理保管古物，并陈列开放。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恬不知耻地提出，把国宝交给日本人管理，称“现在之政局处混沌状态中，由最近之日本民族代为尽保管责任，盖亦数之自然也。”

　　社会舆论一致赞成组织独立的善后委员会。北京8所高校代表联席会议希望将故宫改造成“一完全美满之图书馆、博物馆，由国家直接管理，并邀集各机关参加监视，期在公开保存”。

　　清室善后委员会在广泛的支持声中开始草创，黄郛任命在社会上声望极高的李石曾担任善委会的委员长。可就在这个当口，张作霖率兵进入北京城，段祺瑞取代黄郛重新执掌内阁。失掉了黄郛内阁的支持，善委会显得有些岌岌可危。清室方面仿佛看到了希望，他们四处奔走，要求段祺瑞恢复清室优待条件，甚至要求让溥仪回宫。

　　此时，冯玉祥已经辞职出了北京城，而关于他盗运故宫国宝的谣言，开始越传越邪乎。有一天，冯玉祥的国民军总司令部所在地旃檀寺失火，附近大街短暂戒严。有人就说，冯玉祥趁着戒严，调来一大队骆驼运走了故宫的国宝。

　　有人说，警察总监张璧跟着鹿钟麟到紫禁城“逼宫”时，看见溥仪帽子上的大珍珠不错，于是把自己的帽子扣在溥仪的帽子上，走的时候来了个“神仙一把抓”，两顶帽子一齐扣在自己脑袋上走了。

　　还有人说，连鹿钟麟家小孩，手里玩的都是古月轩的鼻烟壶。

　　传谣言者说得有鼻子有眼儿，个个便如亲见一般。虽然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其中的荒诞不经，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些传闻在京城颇有市场。以至于多年后，仍有人向曾是故宫博物院元老的吴瀛求证。吴瀛无奈地说：“旃檀寺断绝交通，为的是避人耳目，何以从故宫出神武门却并不断绝交通？这大队骆驼就不怕人看见吗？溥仪帽珠的一段把戏，两方都有侍从，一个做警察总监的人，好意思这样做？”其实，这都是清室遗老们为了中伤善委会造的谣言。

　　虽然段祺瑞上台了，可也不好冒天下之大不韪把溥仪再请回宫去。12月20日清室善后委员会还是成立了，作为妥协，清室方面的代表从最初的两名增加到5名，政府和社会各界贤达代表则为12人。可即便是这样，善委会成立那天，清室方面的5名代表，还是一个也没来。

　　清室代表缺席，并没有影响会议进程。善委会成立大会上，代表们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赶紧组织人手点查故宫国宝，登记造册。

　　善委会制定了一套《点查清宫物件规则》。按照《规则》规定，必须有守卫军警在场，才能实行点查。可12月22日，当善委会的同仁们集中到神武门前，却发现军警没到。原来在清室的撺掇下，段祺瑞政府以清室善后事宜尚未定论为由，不同意善委会点查故宫国宝。军警不到，点查不能进行，善委会一干人悻悻而归。

　　对于段祺瑞政府的掣肘，善委会委员们深感气愤。委员长李石曾表示：清室善后委员会是根据摄政府命令组成的，委员人选也是摄政内阁定的，合理合法。现在段祺瑞突然变卦，阻挠点查，实在不可理喻。

　　吴瀛记得，参与讨论的委员中，学者吴稚晖最为激动，时刻站起又坐下，坐下又站起。最后，大家把希望寄托在鹿钟麟身上，希望他能支持次日的点查工作。鹿钟麟也不含糊，当场表示：“我们军人，固然以服从为天职，但是要迫我向后转，那也就有所不顾了……”

　　第二天，鹿钟麟果然带着士兵来到神武门前。有了鹿钟麟的兵在，点查的条件就算符合规定了。12月23日，清室善后委员会对故宫国宝的点查工作正式启动。自知理亏的段祺瑞也没再干预，点查故宫国宝就这样开始了。

　　点查国宝

　　由于清室随时都想制造口实夺回紫禁城，善委会对故宫的安保丝毫不敢大意。自接收之日起，善委会就制定了一系列严密的安保规定。溥仪出宫后，政府会同清室代表和京师警备司令部代表，把宫中房间一一上锁加封，并且规定以后宫中房子一概不许住人；宫中所有人员，除了驻守在神武门里专用房内的少数军警，晚间一律退出。夜间，任何人不准在宫殿附近行走，即使白天也不可单独在宫内行走，一定要有上述三方代表方可一同进退。

　　《点查清宫物件规则》中规定，点查分组进行，每组由执行部和监视部两批人马组成，所谓监视部自然就由军警担任。每个小组每天去哪间宫室点查，都由委员长在前一日制定；每组成员也不是固定的，而是当天抽签决定。每组人员排定后，需要在办公处签名，并佩戴徽章，全组一起行动。

　　查点物品时，由一人唱念物品名称、件数、附件和需要记录的细节；一人登记在册；一人根据登记编号写好号签，贴在物品上。遇到特别贵重的物品，必要时还要摄影，乃至用显微镜仔细观察，详细记录，这是为了防止今后有人偷梁换柱。物品查点后，必须摆回原位；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得把物品带出室外。还有一人专门负责记录全组的点查情况，包括人员是否更换，哪些物品还没有查之类的杂事。此外，诸如不得在室内吸烟，不得在宫中单独行动等规定，不一而足。

　　这些规定，即便从今天的角度看，也堪称严密。正是由于严格自律，清室善后委员会在点查故宫的过程中获得了很高的声誉。

　　故宫的家当浩如烟海，光靠善委会的几位老先生，无论如何也点不清楚。于是，善委会招聘了一批小青年。当时正在平民中学读书的那志良，就在此时被老师陈垣相中，推荐到了故宫。身为北大教授和平民中学校长的历史学家陈垣是善委会委员之一，第一批进入善委会工作的小青年，好些都是他的学生。

　　在《典守故宫七十年》中那志良回忆，1925年元旦他去老师家拜年。陈垣见到他忽然眼睛一亮，说现在正要招些学生来清点宫中器物，我看你就挺合适。起初，那志良还有点不情愿，他回忆道：“我正在考虑的时候，他又替我决定了，告诉旁边坐的陈子文先生说：‘陈先生，后天你带他去上班。’”

　　那时候，年纪轻轻的那志良对古董一无所知。第一次出组点查文物后，同事问他对古董有没有兴趣？他老实地说：“没有！今天这些瓷器，还不是跟我们家里的饭碗、茶盘一个样？”那志良的话引得同事们一阵大笑。那时，这个天真少年可能不会想到，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他的命运将与故宫国宝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后来曾担任过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单士元先生回忆，当时进入故宫工作手续非常严格，不仅要有“人保”，还要有“铺保”。单士元的“人保”是当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许宝蘅先生；“铺保”则是地安门外的小银号张掌柜。这“保人”可不是摆设，如果该雇员在故宫中有偷盗行为，“保人”可是要负责经济赔偿的。

　　点查初期正是隆冬季节，那时北京的冬天特别冷，有时候能到零下18摄氏度。单士元记得，一进神武门门洞，西北风打得人身不由己地往宫门洞两壁上撞。宫里不能生火，点查时，为预防偷盗，点查人员的袖口都用白带子扎紧，两只手在寒风中没处躲没处藏，苦不堪言。出组时，一站就是三四个小时，连墨盒里的墨都冻成冰块了。单士元头一个月领到7块银元的工资，立马买了一双黑礼服呢面的厚棉靴子。

　　点查故宫的工作虽然艰苦、刻板，但年轻人也能从中发现不少乐趣。当时以北大学生身份进入善委会的庄严先生回忆，有一天他跟同事到养心殿出组。透过养心殿正殿的窗子，庄严看到溥仪起居室南窗户下的炕桌上，有一个已经干枯的苹果。这个场景给庄严印象极深。他仿佛看到，听到鹿钟麟“逼宫”的消息，溥仪张皇失措、手中苹果落地的情景。《我的前半生》中写到这一幕是发生在储秀宫。多年后庄严笑言：“关于这件轶闻，事实都一样，就是地点不同，他和我之中，必有一人是记错了……”

　　点查中，工作人员们发现许多宫殿墙上挂画的地方都是空的，这成千上万件书画都哪儿去了？正在大家纳闷时，景阳、钟粹两宫发现若干只大箱子，书画全被人装到箱子里去了。大家暗呼万幸，没准晚收回故宫几天，这些宝贝就被溥仪倒腾出宫了呢。

　　当年的小书记员们大都没受过什么历史方面的专门训练，点查时也闹过不少笑话。吴瀛曾回忆，一个学生点查到一件周尊，不认识，便在点查报告中写成“黑铜痰盂”一件，一时间被大家传为笑谈。

　　1925年7月，工作人员们在养心殿发现了一批清室密谋复辟的书信。这些书信中记载了，遗老金梁、康有为、江亢虎等人为了搞复辟，在各地军阀中上下串联的活动，溥仪的洋师傅庄士敦也出了不少力。

　　自打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以后，清室遗老就没少给他们捣乱。善委会本以为可以用这批密谋复辟的证据打压一下满清遗老的气焰，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北洋当局却对清室百般袒护。接到善委会的检举后，京师高等检察厅回复说：1925年1月1日政府发过一个特赦令，这些复辟行为，也就理所当然地被特赦了。至于庄士敦，他是英国人，中国法院无权审判。

　　官方的不闻不问，令善委会非常气愤。吴瀛在《故宫尘梦录》中调侃道：“金梁复辟计划的奏折上说‘不成则一二人受其害’，他都没想到‘一二人都没有受害’，真也出于他们的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