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作家最终要靠作品说话 相信文学青年一代

　　莫言：作家最终要靠作品说话

　　记者 肖秋生

　　莫言

　　原名管谟业，1955年生于山东高密县。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著有《红高粱家族》《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等长篇小说11部，《透明的红萝卜》《司令的女人》等中短篇小说100余部，并有剧作、散文多部。许多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意、日、西、俄、韩、阿拉伯及越南等十几种语言出版，在国内外文坛具有广泛影响，多次获得国际、国内文学大奖。

　　印象：面向苍生背对文坛

　　2011年，高粱红透了的时节，作家莫言终于以长篇小说《蛙》摘取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此前，他曾两度与这项中国文学(长篇小说)最高奖擦肩而过。

　　看过获奖作品简介，我就被他那独特的“取材”所诱惑，跑到书店，买了《蛙》，又对着那奇特的结构惊叹：书信体＋话剧剧本，颠覆了小说惯常的结构。只有想象力疯狂，如天马行空的莫言，才能做得来！

　　依然是在高密东北乡厚重的土地上，依然是莫言敏感、洒脱、张狂的文字，依然是大开大合、跌宕起伏、敢爱敢恨、魔幻浪漫的现实主义风格。唯一的不同：“姑姑”的形象非常陌生，却又有几分熟悉。“这一个”的人物力量，震撼着我的灵魂……

　　这几年，相对平静的文坛，其实是有大事发生的。怀揣使命感的作家，有勇气涉足重大而敏感的题材。如贾平凹的《古炉》写了“文革”，莫言的《蛙》写了计划生育。他们驾驭重大题材的文学能力令人折服。

　　联系采访莫言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去年7月，他就回到老家高密东北乡“躲清静”去了。获奖前后，除非万不得已，他几乎谢绝了媒体记者的采访。经过一番联络和等待，我的耐心和执著总算得到理解。当然还有一个小情缘，他早期的短篇小说《民间音乐》曾得到孙犁的赏识，这也算是跟天津日报有缘吧。

　　2012年3月6日晚上，忽然接到莫言先生的电话，他说，明天上午你来吧，后天我要去外地。他给了我一个惊喜。又发来短信，详细告知我行走路线和地址。一个大作家对老记的这般热情，让我好生感动。

　　第二天一早跑到北京。走进莫言家客厅，墨香书香扑面而来，一件书法作品苍劲雄浑：特立独行有如此；进德修业欲及时。

　　他没说这是座右铭。我却从那墨迹间瞧见了他著文做人的潜影。

　　也许同为“50后”的缘故吧，我们聊得兴致勃勃，还不时地开怀大笑。山东大汉的爽快，酣畅淋漓！

　　《蛙》涉及人性、人类的繁衍等好多重要问题，而且“计划生育”很敏感，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作品？

　　面对我的问题，莫言说，伟大的民族，一定有伟大的文学。中国当代作家都有一种对大时代、大题材的偏好。大时代必有大人物。大时代得有大胸怀。即便大时代的小人物，他的胸怀，也超过凡庸时代大人物的胸怀。所以，作家都希望把笔触延伸到大时代里去，再现一个波澜壮阔的背景。多少年来，这也是我的一个梦想。

　　写大时代、大事件，有很多路径，像托尔斯泰，上至沙皇、库图佐夫，下到普通士兵、农奴，全方位展示了一个时代。《战争与和平》是了解当时俄国社会的百科全书。巴尔扎克的作品，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我们当代中国作家，依然有这样的情怀。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往往难以达到那样的高度。当时，我并没有非要去写一个计划生育的题材。我还是从人物出发的……

　　《蛙》的主人公是“姑姑”，一位从医五十多年的乡村妇产科医生。生活中，莫言确实有一个姑姑，是他大爷爷的女儿。她退休好多年了，在高密东北乡还非常有名。他说，我每次去她家，都是车马盈门呀！开着轿车的、骑着自行车的、用拖拉机拉来的，给孩子看病的、求子的，天天络绎不绝。病人就是信任她。我们东北乡是胶州、平度、高密三县交界处，三个县的病人都来找她。应该说，我们东北乡有几代人都是她接生的，比如，我是她接生的，我女儿是她接生的，我女儿的孩子，也是她女儿(县人民医院妇科主任)接生的。一般都是农村人往城里医院生孩子，我女儿从北京到高密生孩子，有意思吧。

　　姑姑把我们接到人间，看着我们成长，然后几十年了也崇拜她，喜欢她。成为作家之后，心里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应该用文学的方式，为姑姑树碑立传，把她变成小说中的重要人物。她的经历太丰富了，从五十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初，历次的政治运动，各种各样的磨难，都经历了，见证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出生、成长、死亡。她身上集中表现了中国妇女许多宝贵的品质，另一方面，她的职业与她后来从事的计划生育工作存在极大的矛盾。她内心深处非常痛苦……

　　同样，《蛙》的写作也是痛苦而艰难的。他说，写姑姑这样一个文学人物，如果把计划生育避开，那没什么意思了。因为，姑姑的一生当中，最有戏剧性的，内心痛苦最深重的，个人命运最曲折的部分，都是与计划生育密切相关的。如果不把计划生育作为背景，显然是不成功的。

　　最终，作家的使命感和文学智慧，还是帮助他完成了《蛙》的创作，以震撼人心的文学魅力获得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我们一直聊到将近中午，依然意犹未尽。莫言如一团火，烘得我浑身发热。我看到了他那颗赤诚而火热的心。他表达的心声，颇富哲理，堪称经典：

　　他说，作家应该面向苍生，背对文坛。

　　他说，三十多年我只干了两件事：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

　　他说，小悲悯只同情好人，大悲悯同情好人，也同情恶人。揭示别人的恶，也袒露自我心中的恶。只有描写了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才是真正的悲剧，才可能具有“拷问灵魂”的深度和力度，才是真正的大悲悯。

　　他说，真正的现实主义存在于老百姓的记忆里，真正的历史在民间。把历史的主体交还人民，人民永远是文学的主角。

　　以文学本质驾驭重大题材

　　记者：从2005年撂笔到2008年提笔，《蛙》的写作曾经搁置了3年，您是怎么破解这个难题的？

　　莫言：写作对我是没有停顿的，只是“写”暂停了，“作”还在继续，我搞了很多调查，思考研究了更多的问题。随着时间的发展，关于计划生育的讨论，已经越来越公开化了。比如，原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等很多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都把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既然作为一个问题可以公开讨论、发表意见了，那么，我用文学的方式来写这个小说的时机，也就成熟了。这不能说我有多大的胆量，作家也不是拼胆量的。

　　2008年奥运会前夕，我拿起笔来重新写。一是时机成熟了，水到渠成嘛。再一个，我感到自己的能力，也可以驾驭这个题材了。什么能力呢？就是分寸感。

　　一个作品可以写了，并不代表你能写好它。什么叫写好呢？一个最基本原则，就是写出来它要是一部文学作品、艺术作品。不能让政治、让问题淹没了艺术、压倒了艺术。应该是问题包容在艺术之内，政治包容在艺术之中。是用文学艺术统领这些问题，笼罩这些问题。就是这样一种分寸感。

　　记者：小说中，姑姑的形象让人心灵发颤，这是您一贯的艺术感染力。《蛙》为何能成为社会各方推崇的优秀小说？

　　莫言：好的小说有很多衡量标准。用小说的方式塑造令人难忘的典型形象是我的最高追求。一部小说是否成功，就看它有没有塑造出这样的人物。塑造出来了，就写了一部好小说。这个追求，我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因此，《蛙》这部小说，尽管涉及重大问题，但没有让问题把艺术淹没，我始终坚持把像姑姑这样一个人，写成在我之前的小说中没有出现过的形象。我觉得，自己的追求还是部分地实现了。尤其是姑姑晚年的反思，还是有一定深度的。姑姑的反思，实际上也是我作为一个作家的反思。小说中的许多人物都在忏悔，我作为一个作家、一个男人的忏悔。因为我们都是从历史走过来的人，而且亲身经历了计划生育最严峻的年月，如果没有这个独生子女政策，我，包括您，现在起码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但是因为有了这个政策，当时我们在部队或其他单位工作，要模范遵守规定，作为党员，更要响应党的号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痛苦地做出选择，把自己的妻子当成一种牺牲品。像我太太这个年龄的女人，80%以上都有过堕胎的经历。

　　记者：是啊，经历过来的人，都有同感。

　　莫言：当时似乎也无所谓，年轻嘛，到了人过半百，回首往事，感觉一生当中犯了许多错误，这个错误是最严重、最不可恕，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是对生命的扼杀……我在小说里也包含了我对这段历史深深地思索和忏悔。这样的忏悔，还有没有继续为自己开脱的成分存在？我想也很难避免。人，批评别人，总可以做到毫不留情，一旦进入自我批评的语境，就下意识地自我保护。

　　姑姑具有典型社会意义

　　记者：您通篇写了姑姑的精神痛苦和灵魂挣扎，甚至写得过于残酷，让人触目惊心，您为什么下笔这么狠？

　　莫言：姑姑这个妇产科医生，她的心态、身份与社会职位的极大矛盾，她的内心痛苦，实际辐射到广泛的社会层面。想想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的政治运动，历次的“左”倾错误，为什么能够推行下去？就是有很多像姑姑这样的人。他们作为人的最基本的良知和作为社会人的矛盾，最后，大家都选择了做社会人。为了保护自己。为什么反右打了那么多右派？实际上，有一些人是想把别人打成右派的，结果，别人被打成了，自己也没有逃脱。当然，也有些人是愚忠，上级的一切决定都是对的，姑姑有一个阶段也是这样。后来，她内心产生了严重冲突，良心面临着不断的自我拷问，尤其到了晚年，当她回顾一生走过的道路，痛苦更深。

　　姑姑的痛苦和矛盾，不仅仅是一个乡村妇科医生的痛苦和矛盾，而是那一代人的痛苦和矛盾。在那个时代，各个行业的人，都或多或少面临过姑姑那样的心灵困境……姑姑的典型意义，实际上突破了她的行业。应该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心灵的写照，扭曲的、矛盾的、痛苦的心灵写照。

　　记者：这就是文学典型的社会意义吧？

　　莫言：既然这个形象有这样一个背景意义，姑姑这个人物到晚年的灵魂搏斗、自我拷问，就显得特别有价值。我们不能因为是执行了命令而免除这种自我拷问。真正有良知的人，会永远灵魂不安的。姑姑可以把所有的责任推给领导，是他们让我做的。但是，姑姑没有这样，始终认为她自己的手是不干净的。她晚年做的许多事情，嫁给一个泥塑艺人，他们在不断地复制她记忆中的、被她“消灭”的那些“婴儿”，希望以这种近乎宗教的方式，来获得一种灵魂的解脱，当然，这是一个象征性的情节，包含了艺术夸张。

　　所以，在罪与非罪之间，我罪与他罪之间，姑姑的这种思索、辨析、拷问，对于我们经历过“文革”的这一代人，都有很深的启示意义。

　　心灵的体验最难

　　记者：有些作家地位一变，就写不出好作品来，创作力衰弱了。您为什么能够保持旺盛的创作力，总有有影响的力作问世？是使命感使然？

　　莫言：作家的使命感，应该说是与生俱来的。不是别人强加给他的。拿起笔来写东西，他有独立的思考、独立的思想，使命感就包括在整个的写作过程当中，也是由他的人生观、文学观来决定的。强加的使命感，就像把一根拐棍插在土地里，是不可能抽出芽苗来的。

　　记者：您的作品，几乎全部取材于高密东北乡，是不是在家乡体验生活更方便？

　　莫言：我经常回家乡，我爱家乡，我感恩家乡……作家与生活的关系，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当然北京也有生活，办公室、部队，哪里都是生活，都可以变成文学的资源。关键是能不能在平凡的生活里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东西。

　　体验生活的说法，也未必科学。我要写东西了，就跑到一个地方去，这可以解决一些技术问题，但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把自己的心跟所写人物的心贴在一起，甚至产生一种交流、同化，这个过程是挺艰难的。比如，我要写一个乞丐，化装成乞丐到桥下露宿，在河边支起窝棚，怎么让心跟乞丐贴到一起，感到我就是一个真正的乞丐，这个过程挺艰苦的，非常难。我确实有过体验。因为潜意识里忘不了你不是个乞丐，作家的身份根深蒂固。所以，当你面对来自外界的歧视、白眼、凌辱的时候，你所感受到的痛苦就会被大大地稀释。一个真正的乞丐，被富人家的狗咬了，那种对富人的仇视，那种东西是发自内心的。怎么让心跟体验对象融合在一起，甚至就变成他，这才能完成一种真正的体验。是一种心灵的体验，而不仅仅是肉体的体验。

　　这种体验，需要心灵足够宽阔、想象力足够丰富，能够更加准确地推己及人，根据自己的经验替别人想象，你不是叫花子，你的想象有可能跟真正叫花子是合拍的，这一点，需要挖掘灵魂深处所具有的还没有被唤醒的本质。我不敢说我有天赋，但作家确实要有天赋。

　　背对文坛是自我精神提醒

　　记者：您是一个敢说话的人，您说要背对文坛，并且把“名利场＋垃圾场”毫不忌讳地送给文坛……

　　莫言：(大笑)这是一种态度，并不是说“背对文坛”就跟文坛的人彻底绝交，是说内心深处要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有文人就必有文坛。到了我这个年龄，就不会像年轻时那样剑拔弩张，跟人家去作对。有很多朋友嘛，在文坛工作，他们的工作也很有价值，也是一种奉献，牺牲自己的写作。背对文坛是我对自己精神上的一种提醒。不要被这些文坛上的名和利控制了自己、左右了自己。应该知道作家最神圣的东西是什么？作家应该追求的是什么？这是对自己的一个提醒，并不代表一种行为。不然，你怎么还是作协会员？还是作协副主席呢？

　　记者：背对文坛，是您把名利看得很淡，把获奖看得很淡。

　　莫言：作家不是为获奖写作的。一个作家获奖的未必就是他最好的作品。有评论家和读者说，《蛙》不是莫言最好的作品。文学就是这样，一眼看高，一眼看低。但毫无疑问，《蛙》是这4年时间里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

　　坦率地讲，没有一个作家不想获奖。但评奖的问题很复杂……并不是他跳过两米，你跳过两米一就得奖了。只管写好你的小说就是，获奖不获奖，由他去！

　　其实，获奖也只是给作家头上戴一个花冠。它很快就会枯萎的，很快就被抛到一边。很多伟大的作品，当时并不被人认可，是后世人认识到他伟大的文学力量、非凡的价值，成为经典之作。作家最终要靠作品说话。

　　相信文学青年一代

　　记者：磨难出作家，愤怒出诗人。您的经历很丰富，挨饿度荒、当工人、当兵……“80后”这些作者，生活相对简单、大致雷同，还有可能产生比较重要的作家吗？

　　莫言：我对“80后”的认识，慢慢在改变。文学跟痛苦和磨难联系，饥饿、战乱、灾难、病痛，但后来我发现，灵魂的痛苦跟物质生活的贫富没有关系。他们面临的精神痛苦，一点儿也不比我们差。我们当年，饥饿了，给两个馒头、一碗红烧肉，痛苦立刻解除。他们现在精神上的痛苦、困境、压力，不是两个馒头一碗肉能够解决的。所以，这种认识需要调整。我对女儿的态度，以前总觉得，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房子、车子，帮你买上，还痛苦什么？我发现这些东西，解决不了他们的痛苦。他们的痛苦可能涉及到更深层次的痛苦。

　　我看过一部俄罗斯小说，一个大款的儿子，父母离异，给他超级的物质享受，后来这个孩子骑着一辆超豪华的摩托车，一头撞到卡车底下去了。他面临的精神痛苦不是物质所能解决的。在精神痛苦中，他们未必能写出像《战争与和平》那样类型的小说，但是，肯定可以写出他们这一代人的、这个时代的小说，或是伟大的作品，我对此深信不疑。当然，这要给他们时间，未必就在三十多岁时写，也许是到了四五十岁时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