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兄弟失和成秘案 曾想翻译色情小说未果(2)

　　高产译者的纠结人生

　　周作人从1905年翻译开始自己的整个文学生涯。他跟鲁迅合作以文言文翻译《域外小说集》，五四前后又译了《点滴》等，都是人道主义和现实题材的作品，还有意识地涉及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各种门类，对当时的短篇小说创作有很大影响。直到上世纪20年代中期，翻译作品才开始减少。日本侵华后，周作人“附逆”一事成为他的一个大污点，他的人生轨迹也随之掉入低谷。1945年他被捕入狱，郑振铎即在《惜周作人》一文中写道，应该“用一个特别的办法，囚禁着他，但使他工作着，从事于翻译希腊文学什么的”。

　　而在入狱前，他其实就已经表示过自己愿意“折笔改业为译人”。1947年，周作人在监狱里重新开始翻译。即使政治上有问题，他还是在1949年以后正式开始从事翻译工作、并以此谋生——当时没有几位懂古希腊文的人。1950年，时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登门拜访周作人，请他翻译《伊索寓言》。后来周作人第一本译作出版，就是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帮忙介绍的，巴金又给他担任校对。其实，1953年，法院判决剥夺周作人政治权利，“按理来说他没有写作发表的权利，但法令根本没执行，”止庵说，“因为胡乔木、周扬、郑振铎等文艺界领导对他古希腊和日本古典文学翻译方面才华的承认，让他得以译书出版。”就这样，1949年以后的周作人迎来了他翻译的第二个高峰期。到1963年，他用“周启明”一名，陆续出版了十余部书。

　　周作人曾想翻译井原西鹤的《西鹤一代女》(即《好色一代女》)，出版社觉得有点涉及色情，不敢出版，他也就搁置下来。但总的来讲，他的翻译工作还是有很大的主动性。他曾在出版总署出的一个杂志上写过翻译计划，参与讨论应该翻译什么样的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也经常拿整个出版计划请他提意见，周作人俨然是不可或缺的角色。

　　从64岁到81岁，周作人连著带译将近600万字，在如今的11卷译文集中占到8卷多——以现在的眼光判断，这些文字并未受到当时的时代局限。

　　五四时期提出“人的文学”

　　周作人以前在绍兴中学教英文，1917年来到北大，先当国史编纂处的编纂，很快做了大学教授。这时，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还有陈独秀的《文学革命》已经发表，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开始了。

　　周作人来北京后马上遇到张勋复辟，这件事情对他产生很大触动。他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以后，在1918年的时候开始投身新文化运动。一开始他是以一个翻译家的身份出现，主要是发表一些翻译作品。比如那时最有名的一篇文章，叫《贞操论》，是日本的与谢野晶子写的随笔，跟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同一期《新青年》上。兄弟两人就此为天下广知。

　　1918年年底，周作人写了一篇非常有名、非常重要的文章叫《人的文学》。五四新文化运动最早第一代人比如像胡适、陈独秀主要定义为一个白话文运动，用白话文来代替文言文。但是周作人认为，白话文也可以传达旧思想，它只是一个工具，改了一个工具可能换汤不换药。因此他提出“人的文学”这个概念，他认为新文化和旧文化的区别是人的文学和非人的文学。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第二阶段的一个代表性的文章。

　　兄弟失和成历史秘案

　　止庵认为，周家兄弟失和到现在为止，知情人全都不在人世了。当时知情人有鲁迅、周作人、周作人的太太以及他们的两个朋友，一个是姓张，一个姓徐。但这些人都没有留下任何的明确说明。现在我们见到的只有鲁迅的日记，里边也没有详细介绍。周作人的日记当时可能有详细记载，但是他把它剪掉了。现在只有一封周作人给鲁迅写的信，第一句话是“我才知道”，才知道什么呢，他也没说。所以，像这样的事情，我们只能存疑，它确实发生了一件事，失和了，什么原因？我们确实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