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宦之家该留什么给后代？曾国藩：决不留银钱

　　李文海

　　封建时代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妻以夫荣，子以父贵。生活在这样家庭背景下的“官宦子弟”或“世家子弟”，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官二代”，便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清人的著述、书信、家训、日记等作品中，便有许多讨论“官宦子弟”的文字。其中，既有人们对他们成长轨迹的观察与思考，也有家长们对自己子女的期许与警示。

　　“官宦子弟”有什么优势

　　与被称为“寒士”的普通老百姓相比，“世家子弟”在各方面显然具有巨大的优势。

　　首先是有着富裕的生活条件，如康熙时任大学士的张英所说，“仕宦子弟，则乘舆驱肥”“席丰履厚，田庐仆役，无一不具”。乾隆时任知县的汪辉祖也说：“席丰履厚，得所凭依，进身之途，治生之策，诸比常人较易。”其次是有着良好的教育条件，就像乾隆时做过小官的白云上所说：“生于书香世家，延名师，择良友，父兄饱学，从而提命讲解，子弟资质聪明，又好读书，自然直上云霄，乃顺境也。”再次是有着广泛的人脉关系，父祖辈既然久处官场，自然“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交往的都是有权有势之人。曾国藩说：“当家门鼎盛之时，炎凉之状不接于目，衣食之谋不萦于怀。”就是说，不但不必挂念于衣食琐事，也感受不到世态炎凉，周围所见只是赞誉奉迎，一呼百应。

　　习于侈靡，耽于逸乐

　　可是，社会生活的现实，却往往呈现出复杂和矛盾的状态。上面讲到的那些优越条件，如果思虑不周，自制不力，处置不当，倒反而成为“世家子弟”立身处事的障碍与陷阱，使事情走向反面，极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

　　对于“世家子弟”来说，富裕的物质生活条件，最大的危险是让他们习于侈靡，耽于逸乐，“鲜衣怒马，恒舞酣歌，一裘之费，动至数百金，一席之费，动至数金。”这样做的结果，浪费金钱尚在其次，更主要的是消磨了志气，泯灭了性灵，既不知稼穑之艰难，也不谙世途之险峻。康熙帝在《庭训格言》中强调，王公大臣子弟“不可过于娇养”，“若小儿过于娇养，不但饮食之失节，抑且不耐寒暑之相侵，即长大成人，非愚即痴”。这里所说的“愚”和“痴”，自然也是指对人情世故懵懂无知的意思。

　　良好的教育条件，如果缺乏主观的刻苦努力，也并不能保证学业精进。郑板桥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和发现，他在给其弟的一封信里说：“富贵人家延师傅教子弟，至勤至切，而立学有成者，多出于附从贫贱之家，而己之子弟不与焉。”郑板桥没有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只是说从这个现象中可以看出，“富贵足以愚人，而贫贱足以立志而浚慧”。

　　以人际关系而言，“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目所瞩”，常常成为某些不肖之徒的追逐目标。而这些子弟“人生二十内外，渐远于师保之严，未跻于成人之列”，性情未定，分辨乏术，“脱有一淫朋匪友，阑入其侧，朝夕浸灌，鲜有不为其所移者”。平日里酒食应酬，嬉游征逐。“耗精神而荒正业，广言谈而致是非，种种弊端，不可纪极。”一旦交友不慎，潜移默化，近墨者黑，心志不坚者难免随波逐流，同流合污。

　　根据“官宦子弟”成才不易的客观现实，人们在将其与普通“寒士”相比较中，力图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如曾国藩就这样说过：“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左宗棠也说：“然子弟欲其成人，总要从寒苦艰难中做起。”张英则更进一步，认为官家子弟既然修身立名较一般寒士更难，所以只有“谨饬倍于寒士，俭素倍于寒士，谦冲小心倍于寒士，读书勤苦倍于寒士，乐闻规劝倍于寒士”，才能同寒士一样获得成才的机会。

　　对“官宦子弟”的警示

　　为了打消“世家子弟”安富尊荣，鼓励他们刻苦自律，奋起上进，家长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对他们进行“祸福相倚”“富贵不常有”的教育，以增强他们的忧患意识。同治时官至大学士的倭仁，在给两个侄子的信中这样说：“吾家世敦朴素，自入仕途，渐习奢侈，衣服器用踵事增华。抑思盛衰循环，富贵岂能长有？一旦事殊势易，家人习奢日久，必不能顿俭，必至失所。失祖宗节俭之风，致子孙饥寒之渐。”家长们反复强调，能否保持富贵门第，关键在于子孙之贤或不肖。“子弟不成人，富贵适以益其恶；子弟能自立，贫贱益以固其节。”曾国藩也讲过类似的话，他在给儿子的信中说：“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

　　针对“官宦子弟”易犯的通病，人们向他们提出了各种警示，其中既倾注了家长们的殷切期望，也反映了社会对他们的约束要求。主要内容有：一曰不可“倚势凌人”。恃父祖的势力横行不法，欺凌他人，结果难免身罹法网，追悔莫及。二曰不可“耽于逸乐，习于奢华”。纨绔成习，放荡成性，必然贪淫败行，无所不为，最后不仅一事无成，而且将潦倒终生。三曰不可长“矜夸之气”。“世家子弟”年幼时被百般呵护，长大后如众星捧月，在“规益之言少入于耳”的情况下，就容易轻狂恣肆，目空一切，自以为高人一等，唯我独尊。四曰“不涉公庭”，就是不要利用父祖的权势，出入公门，左右词讼，“凡大员之家，无半字入公庭，乃为得体”。五曰要“仗义疏财”。戒挥霍资产，但并非一味聚敛。“钱财盈丰，千仓万箱，若遇好事不做，遇贫难不施，不过一守财奴耳”。所以对于穷厄之人，“生则赈给，死则埋骨”，其他善举，量力而行。

　　“官宦之家”该留什么给后代

　　其实，在“官宦子弟”身上产生的种种问题，追根溯源，往往同身居高位的父祖们有密切关系。这一点，一些明智的家长也是有清醒认识的。张英就说过：“但视己无甚刻薄，后人当无悖出之患。己无大偏私，后人自无攘夺之患。己无甚贪婪，后人自当无荡尽之患。”关键还是看本人为子孙树立一个什么榜样。汪辉祖讲得就更明白：“无论居何等地位，一言一动，要想作子孙榜样，自然不致放纵。”家长不放纵，子弟们也就“不敢分毫恣纵，自然由幼至长，渐渐恶念少而善念多，可为树德之基”。

　　到这里，就引出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官宦之家究竟应该拿什么留给后代？我们可以转述几位清代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张履祥说：“不肖之子，遗此田宅，转盼属之他人，遗此多金，适资丧身之具，孰若遗以德义之可以永世不替？”道咸时期官员觉罗乌尔通阿说：“多积不义之财，以付不肖子孙，助其骄淫，其败尤速。故曰：‘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阴德以遗子孙，庶几可久。’”曾国藩讲得更加直白，他在给诸弟的一封信中说：“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

　　作者简介：

　　李文海，1932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出版有《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历史并不遥远》、《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等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