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甫：上网写字不能叫创作 警惕庸俗化的泛滥

　　李佩甫：上网写字不能叫创作

　　栏目主持/采写：舒晋瑜

　　李佩甫，河南许昌人。1953年10月出生，历任许昌市文化局创作员，《莽原》杂志编辑、第二编辑室主任，河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莽原》杂志副主编，河南省文学院院长等。现为河南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主席。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李氏家族》、《金屋》、《城市白皮书》，《羊的门》、《城的灯》、《等等灵魂》等9部长篇小说，中篇小说《黑蜻蜓》、《钢婚》、《田园》、《李佩甫文集》四卷等，《颖河故事》、《平平常常的故事》、《难忘岁月——红旗渠的故事》等6部电视剧。作品先后获全国：“庄重文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飞天奖、华表奖等。

　　这是一幅城市与乡村相连的巨幅浮世绘。李佩甫的《生命册》(作家出版社)所呈现的时代与土地的变迁中，每个人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直爽侠义的骆驼变得贪婪狡猾，博学高雅的杜秋月成了诡计多端的泼皮无赖，“爱惜羽毛”的范家福和夏小羽却陷进了权力和金钱的漩涡……但是在他的笔下，并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坏人，只有活在“环境”中的人。

　　警惕庸俗化的泛滥

　　读书报：网络文学呈现繁荣景象，您怎么看待全民写作的时代？

　　李佩甫：中国文学正处在一个网络化、商品化时期，也是全民写作的时期。人人都可以在网上发表自己对生活的见解和认识，但是这不叫创作，这顶多算是一个故事，或者说算是一种经历。现在是生活比文学更精彩的一个时期，创作不是生活本身，要用认识的眼光照亮生活、用理想主义的光芒照亮生活、用悲悯的眼光认识生活，用独一无二的表述方式，有文本键入意义的创造，有作家的思想和认识在其中，才能称之为作品或者文学作品。文学是有“灯”的，这“灯”至关重要。不然活了一辈子，不知道怎么才能活得好。

　　多元化是好事，全民写作也是好事，但文学一旦失去了应有的水准和品格，失去了应有的境界和探索精神，失去了文学语言应有的思辩性和想象力，结果必然是庸俗化的泛滥。没有道德水准的社会生活是可怕的，没有精神语言指向的文学也是可怕的。

　　读书报：《羊的门》和《城的灯》之后，我想大多数读者可能会有一种惯性思维，以为第三部肯定是仍然延续这样的词序结构，为什么是《生命册》？

　　李佩甫：认识是有过程的。之前的两部是从《圣经》上找到的名字。但《生命册》不是。《羊的门》中把人当作“草”来写，写这块土壤的生命状态；《城的灯》主要写人逃离乡村；到了《生命册》，是从人性的角度，写一个人的生命史、成长史，写土壤和植物的关系，是全方位的对这块土地的认识。

　　读书报：网络作品您看吗？

　　李佩甫：有了网络之后，每天都要翻一翻看一看。网络小说也关注，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写作，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有很多是纪实作品，关注自我，特别真实地渲泄，因此在网上可以看到各种人生。当然垃圾也有，好的蓝本也有。你想象不到，比如有人对武器的了解、对各种装备的熟悉程度，让你惊诧不已。

　　我现在看书很奇怪，诺奖的作品也是在网上看的。我对文字很挑剔。一天，突然在网上看到赫塔·米勒的作品，我一看文字，就想这样的作家，这样的文字是可以获得诺奖的。

　　读书报：一茬一茬的写作者如此具有活力，您有没有一种危机感？

　　李佩甫：不客气地说，我们经历，他们没有。这种经历决定了看问题的方式和对生命的认识。当然网络作家的读者也多，他们有现代化的交流方式，是我们欠缺的。

　　读书报：《生命册》之前在《人民文学》刊发后，网络上刊登了电子版，您注意到网友的反馈吗？

　　李佩甫：有好几十篇文章评价，我看到后很吃惊，网络传播速度太快了，过去也在别的刊物上发表，但那时网络没有这么发达，影响没这么大。

　　在回忆中写作，在写作中回忆

　　读书报：从《李氏家族》开始，您的长篇小说大多是表现乡村或农民题材的。《等等灵魂》以都市商战为背景，与前几部小说比较有什么异同？您觉得成功吗？

　　李佩甫：许多年来，在我的创作意识里是没有题材概念的，我只是在回忆中写作，在写作中回忆。这是一个缓慢的认知过程，不是要翻题材的“山”，而是在掘生活的“井”。平原，我是指记忆中的“平原”，一直是我创作中需要一次次重新认知的“大地”，是我创作的源泉。

　　《等等灵魂》和《城市白皮书》，之前还有《学习微笑》，是写城市精神状态，是纯城市化的作品。而《生命册》写树的成长过程，写它赖以生存的土壤，写它生活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我期望自己对根的关注更多一些，写人与土地的对话。在这块土地，我是把人作为植物来写，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怎么长成了这个样子，可以生长到什么样子，为什么局限在这里？我关注“土壤学”更多一些。

　　读书报：这与您的成长经历有关吧？

　　李佩甫：我一直有个观点，一个人的童年，几乎决定他的一生。在童年世界观基本定型了。后来会不断修正自己，但不会发生太大变化。生长的幼芽好好保护会健康长大，如果精神上是病态的话，早晚有一天会发作。

　　我这几十年，有很幸运的部分。1974年到1980年左右，我先上技校，尔后在工厂当工人，开过各种各样的车床。1978年，我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了三个短篇小说，到了文化局，成了专业的创作人员。每个人都会有他最适合干、也能够干的事情。有的人一生都未必找得到，我很幸运，很早就找到愿意做的事情。

　　读书报：您的创作一直很顺利吗？从处女作《青年建设者》、《谢谢老师们》到1986年发表成名作《红蚂蚱 绿蚂蚱》隔了8年，这8年的时间，您经历了些什么？

　　李佩甫：很多个晚上，我穿越大街小巷，像狼一样在各个街头徘徊，想写好作品，想找好素材，想找好方向，这种状态持续了很多年。我是苦苦追寻了很多年之后才找到写作的资源。《红蚂蚱 绿蚂蚱》里，有我对那片土地透骨的热爱。不用想，日子会跳出来。那种天然的熟悉，一风一雨、一草一树非常熟悉。所以我说，过程是不可超越的。写出好小说必须找到熟悉的生活源泉，找到一口井。我的源泉就是平原，我在这里长大，无论是四季变化、植物生长、人的生命状态都是我最熟悉的。世界各国的作家，最后都要有自己熟悉的土地，才能走向极致。

　　读书报：很多人怀念上世纪80年代的文坛，但是我注意到，您80年代的作品反而不如后来的《羊的门》更有冲击力。

　　李佩甫：80年代是中国作家的阅读期，所有的作家都张开毛孔吸收西方所有的文学元素和营养，中国作家被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里的一句“多年之后”打垮了，走不出这个“多年之后”。作家们都在模仿，所谓先锋小说就是仿制好的产品。包括我自己也写过意识流，有的作品也被《新华文摘》等报刊转载，但是不成功。

　　这里有个“化”的问题，仿制很多，完全本土的作品还没有“化”过来。中国作家拿出本民族的文本是一个难题，这是50年代出生的作家的困境，也是瓶颈。当年好像我们认为中国作家已经快捉到那只鹿了，鹿就在眼前了，走着走着，前方突然失去了目标，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对于中国作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我个人认为，中国文学在亚洲并不落后，比如印度［裔］的奈保尔、土耳其的帕慕克，日本的大江健三郎，中国一线作家的作品跟这些作家相差无几，但是跟世界上最好的作品相比还是有差距，瓶颈就是文本建设。

　　中国作家失语了

　　读书报：《生命册》在文本上尝试了新的探索。

　　李佩甫：我用树状结构的写法，以一个人的内心独白作为树干，主写一个人的成长背景。树状结构很容易写散，所以书中埋藏了很多隐笔和伏笔，比如说“见字如面”，“给口奶吃”，“汗血石榴”，都是隐笔，是结构上的铺垫，是开启这部长篇的钥匙。有些人物尽量贯穿始终，情绪是完整的，语言走向比较一致。

　　我在文本形式上做了探索和实验，用内心独白写一个人50年的心灵史、成长史，他身后的巨大背景作为树枝的分杈来表现，就是写“土壤”与植物的关系，我把人当作植物来写。

　　读书报：我想很多作家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难道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成功的尝试？

　　李佩甫：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批作家写出一批很好的作品。中国改革开放后变得多元了，社会生活丰富了，中国作家失语了。一个民族的文学应该走在时代前面，可是当代生活中，作家思考的时间不够，文学不可能跟生活同步。

　　读书报：当年《羊的门》引发的争议，对您的创作有没有影响？

　　李佩甫：《羊的门》其实是写土地的，我集中了这块土地最尖锐的问题，更多的是对阶段性的社会生活的反思，更多的是批判意义。文学本身就是对社会的批判和修正。写完后书出了，我觉得这是我要写的。曾经有一个晚上，好象满天空都是飞舞的钞票，但是很快被一阵大风吹得一张不剩。当时我有点沮丧。但是对我的创作没有太大的影响。我仍然一直想写平原。我清楚我是写平原的，不可能有人超越“我”的平原。

　　读书报：河南作家走出来的特别多，您有没有面临这样的机遇？

　　李佩甫：河南作家基本上埋头创作不饰张扬，我也属于这样的“土著作家”。多年前，作家刘恒曾经问过我，说你愿意来北京吗？我说我是个外省作家，北京太喧闹。我就是写平原，写土地，就是人与土地的对话，写植物与土壤的关系。

　　读书报：年轻一代作家，似乎还没有太有分量或能够被人们记得住并广为流传的作品，也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

　　李佩甫：我们完整地经历了社会形态的大变革，我们见识过两种形态的生活带来的不同的好的因素和恶果。很多年轻作家没有这个经历和见识，作品就不一样。

　　读书报：您对自己有怎样的期待？

　　李佩甫：我还会写，不过会有一个充电期。创作不能太功利，首先要把它变成精神的事情，变成产生快乐的事情，虽然创作在某一个阶段是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