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做编剧补贴生活 支持韩寒是因为他敢说

　　· 我，父母亲都还在农村，在城里买了一个房子，弄了个户口，就变成了城里人，形式上转移了，但精神不是。

　　· 完成乡土文学的现代性，是我们每一个作家都需要思考的。

　　· 社会最重要的部分都和荒诞连接在一起，虚构甚至没有现实荒诞。

　　去年底，著名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阎连科位于北京丰台的“乌托邦”家园——711园遭遇拆迁，他以上书国家领导人的方式，在微博、主流媒体上掀起了一阵“作家维权”风波。最终，阎连科的努力没能阻止711园的消失。近日，其记录711园宁静美好生活的散文集《北京，最后的纪念》面世。18日，记者通过电话连线，专访了正在香港浸会大学担任驻校作家的阎连科。

　　记者欧阳春艳

　　离开这个地方，我发现自己和任何人的思维不一样了，像精神病患者一样。

　　读+：写作散文集《北京，最后的纪念》，是因为你居住的“乌托邦”711园被拆迁，所以有感而发？

　　阎连科：不是，从我4年前倾尽全部积蓄购买了北京城郊的711号园，在这里开始世外桃源般的生活，种菜，采蘑菇，湖上泛舟，收养流浪猫，亲近植物、动物和土地，我就开始在写有关它的散文了。直到去年底711园被强拆，我的散文集已经完成80%了。我只是在散文集的结尾部分，加上了自己对这个园子的一些怀念，最初我给这部散文集起的名字是《711园：我最奢侈的生活》。

　　读+：关于这座园子的诉讼进行得怎样了？

　　阎连科：我觉得官司的输赢都不重要了，我在微博上也写了，让这件事就这么过去吧。我希望那个园子仍然存在，我的生活依然那样继续下去，但已经不可能了。也许那个园子的消失对于《北京，最后的纪念》这本书更有意义，因为它把园子里边的一片草、一片树木用另一种方式留存下来。

　　读+：有人把你的散文集《北京，最后的纪念》称为“中国版的《瓦尔登湖》”，你同意这个说法吗？

　　阎连科：我必须承认这本书是对梭罗《瓦尔登湖》的致敬。作为一个生活在乡村的文学爱好者，对大自然如此的熟悉和热爱，自然非常渴望写一部像《瓦尔登湖》一样的书，写大自然是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人是大自然中的一部分；或者单纯地写一部只有大自然、完全没有人存在的生态文学。

　　读+：你在《北京，最后的纪念》里写植物有语言，有感觉？

　　阎连科：那是国庆节的晚上，园子里所有人都不在，我一个人晚上回家，突然发现之前种的葫芦的藤子迅速把葡萄架盖满了，一个一个地开花并迅速结了小葫芦。之后再看，它们就再也不生长了。后来我和我爱人在外住了两天，回来以后突然发现，葫芦们都长得很大了，这时才发现植物有太多的秘密，才决定一定要写这样一本书。

　　乡村的植物有无数和人类共通的东西，我会寻找植物的语言，甚至能听到那些植物生长的声音。挖开一道沟，一转眼就发现植物有变化了，这是非常真实的。离开这个地方，我发现自己和任何人的思维不一样了，像精神病患者一样。

　　想让六七十年代，甚至八九十年代的孩子知道，原来自己的父亲、母亲、爷爷、奶奶是这样生存、生活的。

　　读+：这次出版的《北京，最后的纪念》，以及再版的《我与父辈》，似乎都是在为传统生活谱一曲挽歌？

　　阎连科：现代化快节奏的生活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及思维变化，当思维还停顿在某一阶段的时候，生活已经朝前了，而记忆往往跟不上这变化。生活变化太快了，土地、空气、森林、水资源等等都在迅速消失，已经变成城里人看不到的，非常稀罕的，像黄金一样贵重的东西。我们买不起“黄金”，但可以在记忆中永存下“黄金”。

　　《北京，最后的纪念》、《我与父辈》这样的散文想让六七十年代，甚至八九十年代的孩子知道，原来自己的父亲、母亲、爷爷、奶奶是这样生存、生活的。在这一点上说，这两本书可能是传统生活的挽歌，也是我们日常记忆最珍贵、最简单的纪念。

　　读+：很多人说你是乡土文学的最后一道风景线，你认为乡土文学有一天会消失么？

　　阎连科：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今天的城市虽然有几亿人，但这几亿人中真正的城市人估计也就一个亿，其他都只能算有一个城市人的身份，而生活、文化全部都是乡村的。就像我，父母亲都还在农村，在城里买了一个房子，弄了个户口，就变成了城里人，形式上转移了，但精神不是。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的乡村文学或者说乡土文学，远远不会消失，一定是中国文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乡土文学是写不完的，但完成乡土文学的现代性，是我们每一个作家都需要思考的。如果完成了乡土文学的现代性，它不仅不会消失，还仍然是文学的潮流都有可能。

　　读+：从你奉行多年的现实主义，到如今提出“神实主义”，你在写作上为何会发生这样的思想转变？

　　阎连科：第一次怀疑现实主义，是1990年：那之前两三年我们和越南打仗，可亚运会开幕式上，两国领导人拥抱在一起了。又过了十年，我的家乡要修高速，我那时也算当地出的名人了，当地领导找到我：“阎老师你给我在《人民日报》上登篇稿子，高速公路就给你们村留个口子，你回家的时候开车直接就到家了。”我以为他是开玩笑，结果回家发现高速公路的出口远得不合常理，得到的解释是“叫你大作家帮忙上个稿子都不帮”。

　　这些事让我意识到，这社会拨开表面的平静和逻辑，每一个连接处都不是1+1=2的问题。这种“不存在”的真实、被现实主义掩盖了的真实，恐怕只能归结为“神实”了。

　　中国不缺少伟大、优秀的小说家，而缺少一个无论对错都站出来说的人。

　　读+：从《受活》到《风雅颂》，您被称为最受争议的作家，您怎么看待这种争议？

　　阎连科：这么多年我的每本小说都充满争议，大家说你狂想、幽默、荒诞、嘲讽，每本书都伴随着争议，而且这种争议越来越大。如果有一天阎连科的小说不受争议了，那一定是很奇怪的，那可能是我江郎才尽的时候。如果某天我的小说一片叫好声，那可能也是个不祥的预兆。

　　读+：你的小说《风雅颂》因为以“清燕大学”为背景，被很多读者指责诋毁北大的知识分子，怎么看待这种将文学创作与现实生活对号入座的情况？

　　阎连科： 将文学创作与现实生活对号入座的人，说的好听是单纯，说的不好听是愚笨，他几乎没有想象力，认为一切的写作都要和生活对等起来，他忘记了在生活之外还有生活，生活之中还有生活，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仍然有生活，所以他要把我们看不见的生活，生活中不存在的生活，或者说生活中不存在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想象中存在的真实，拉回到生活中去，拉回来他才能理解，不拉回来就不能理解，这种人也诋毁了读者的想象力。

　　读+：最近你的文集也在陆续出版，但其中并没有在小圈子里广受好评的小说《四书》。这本记录上世纪50年代饥饿与无序的作品，何时可以正式与大陆读者见面？

　　阎连科：这个我没法说，但我个人认为《四书》是我最为成功的作品之一。这本书暂时无法公开出版，我觉得不是这本书的内容有什么问题，而是因为作者是阎连科。很多时候，下笔前我会考虑什么可以写、不能写，什么也许通不过，但当自我审查和妥协之后，小说的内容乃至形式都被破坏得不堪入目。以后，我在写作上不会再有“妥协”这两个字了，剩下的时间，我绝不妥协。

　　读+：你是一个上网不算太多的作家，但前不久却破天荒在微博上支持韩寒，您想告诉大家什么？

　　阎连科：首先一点，韩寒是敢说的人。中国不缺少伟大、优秀的小说家，而缺少一个无论对错都站出来说的人。真正优秀的小说家一片一片的，他们都比韩寒的小说写得好。但你必须承认，无论韩寒说对说错，他敢于说。我们没有能力说，不愿意说，或者不敢说，害怕说错或者说对，我们永远保持沉默，我们永远在批评站出来说的人，我们比韩寒狡猾、聪明得多。正是在这点上，无论韩寒说的是什么样的话，他说了，这就值得我们学的。

　　或许某天发现韩寒是真的欺世盗名，这些话都是他替别人说的，但这个人是一定存在的，没有这样的人，生活就是巨大的空白，会让我们感伤。我担心的不是韩寒的消失，而是生活中间说真话的人消失，当然这个无法在微博上清楚地表达。生活中很多人不说真话，是因为这些人说真话和没说差不多，他们发出高八度的声音有难度。阎连科也没办法发出高八度的声音，我一个五十几岁的人，不能百分之百的把内心都说出来，能说多少就说多少。

　　我享受创作电影剧本的过程，我们(和顾长卫)已有了合作下一部电影的意向。

　　读+：顾长卫导演的电影《最爱》，据说是从你那部反映艾滋病村的《丁庄梦》改编而来，但我发现，编剧中并没有你的名字？

　　阎连科：顾长卫想以《丁庄梦》为原本拍《最爱》，我提出来不管以何种形式参与，都不要出现真名，编剧中那个“言老施”就是我。我曾创作过电视剧剧本，但感觉不太习惯，后来之所以跟顾长卫合作电影，是因为电影比电视剧更纯粹，而顾长卫又是个比较追求艺术化的导演。我享受创作电影剧本的过程，我们已有了合作下一部电影的意向。

　　读+：现在很多作家都去当编剧了，你也当过编剧，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阎连科：很多作家转行做编剧，就是因为写剧本比写小说稿费高。而我做编剧，就是为了弥补写小说稿费不足的生活之缺。如果小说稿费可以满足我的生活所需，我就不会去做编剧。因为电视剧不需要文学，只需要娱乐，这也是我最讨厌的。同时，写电视剧时间长了，确实就有可能写不好小说，这是我必须警惕的。

　　读+：你刚刚还在顾长卫的微电影《龙头》中出演了男一号，感觉怎么样？

　　阎连科：那个就别提了吧，麻烦你告诉大家，这是阎连科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阎连科的ABCD　

　李洱/文

A 艾滋病　

　从2004年开始，每过一段时间，阎连科就要去一趟艾滋病村。有时候，他和一名医生一起去，有时候他自已去。在那里，他帮艾滋病人打井，发药，做心理疗法。后来他写了一部《丁庄梦》。《丁庄梦》出版以后，我以为他去的次数会少一些了，因为作品已经写完了嘛。不料，他还是经常去。年前，有一次我碰到他，发现他情绪很坏，原来他刚从艾滋病村回来。他每次回来，情绪都会坏上几天，因为他在村里结识的朋友又死了几个。他向我讲述村边已经连成了一片的坟。他这次去，是给村里的艾滋病孤儿发压岁钱的。有一段时间，他很认真地问朋友，要不要领养一个艾滋病孤儿？

B挽歌

　　我还不认识阎连科的时候，就听到过一个故事。说是杂志社的编辑，有必要和阎连科保持良好的关系，因为他可以帮你救场。如果你已经编好的稿子，突然被枪毙了，一时间又没有别的稿子可用，你可以给阎连科打电话。你只管告诉他你需要的字数即可，他肯定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而且质量可靠。后来我听他说过，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他每天都可以写上一万字。当然，他现在不行了，身体跟不上了，三天两头腰疼，头晕。现在，他就是腰不疼，头不晕，也没有哪个编辑敢指望他来救场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稿子也经常会被毙掉。最近几年，他是被毙稿次数最多的中国作家。

　　C。吃饭

　　和阎连科在一起吃饭，是一件愉快的事。最重要的原因，是你不必担心自己买单。我和他住得很近，在一起吃饭甚多，十有八九是他买单。他总是抢着买单。他点了一桌子的菜，但他自己吃得很少，因为他要减肥。如果是晚饭，通常他只喝一碗疙瘩汤，就是河南农民常喝的那种面糊糊，价格在1元到5元之间。也就是说，他点了一桌子的菜，基本上都是给你点的。如果你们没有吃完，他要打包带回去，给他的狗吃。他有京巴一只，大名哈里。阎连科每天都要遛狗，孤独的阎连科喜欢和狗说话。有一年的春节前，哈里因为恋爱问题失踪半年，阎连科说，完了完了，彻底完了，这个年过不成了，过不成了呀。

　　D。地道

　　在《坚硬如水》中，阎连科挖掘了一条地道，一条爱情、死亡和革命的地道。从事原型批评的人，或许能从民间故事中，找到这条地道的原型。诸如二郎救母的故事，宋徽宗与李师师的故事。但我想说的是，阎连科的小说，其实一直有一种“地道意识”，无论他是否铺设了一条地道：在那里，空间极度黑暗，死亡逐渐逼近，幸福充满着腐烂的气息，人们在瞬间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控制，进入了狂野、撒欢的境地。别人的狂欢在广场上进行，而阎连科的狂欢在地道里进行。所以，他激昂的反抗只对自己有毁灭性，他只是在内心深处爆发革命，他坚硬如水。

　　(李洱，作家，现为《莽原》杂志副主编)

　　记者欧阳春艳

　　一边书写宁静的瓦尔登湖生活，一边遭遇家园被强拆。作品多具批判讽刺性的作家阎连科，在去年底，与此时此地的荒诞现实狭路相逢。

　　阎连科自嘲，任何虚构故事都没有现实曲折丰富和荒唐，不管你写什么样的小说，你在讽刺生活、批判现实时，生活本身也在讽刺你。

　　生活的荒诞还在于：在刚刚出版的散文集《北京，最后的纪念》里，54岁的阎连科透露出了浓浓的乡土故园情怀，但他最初从事写作的动机却正好与此背道而驰——17岁还在河南农村老家的他，读到了张抗抗的《分界线》，从而对每天太阳下的劳作产生了恐惧，而写作，是唯一能够帮助他逃离土地的途径。

　　在文学评论界，阎连科身负“中国文学荒诞现实主义大师”等多项标签。早在2004年，获第三届长篇小说“老舍文学奖”的《受活》出版后不久，阎连科从部队转业至北京作协。此后，他陆续写出了关于个人崇拜与禁锢的小说《为人民服务》、反映河南艾滋病村现状的《丁庄梦》以及记录上世纪50年代饥饿与无序的《四书》，这些作品的命运，都比较坎坷。

　　近年来，除去散文、文论方面的创作，阎连科唯一顺利出版的小说，只有2008年的《风雅颂》。但这本书却因为以一个懦弱的大学教授为主角，触怒了一批精英知识分子，在媒体上引发了广泛争议。其实，在这本被阎连科视作精神自传的作品后记中，阎连科同样毫不客气地解剖了自我：懦弱、浮夸、崇拜权力、很少承担、躲闪落下的灾难、逃避应有的责任。

　　我们看到，在这些饱含争议的作品里，阎连科创作出各种荒诞：人物的身体能化作肥料滋养大地；被解放的人隐匿在地道中狂欢；懦弱的知识分子向偷情的妻子与领导扑通下跪；为凑钱而卖皮的村民，裤管里的蛆虫像豆子一粒粒往下掉；象征着威权的“孩子”，架一把铡刀对众人说“把我的头给铡下吧”……

　　而现实中的阎连科，似乎也颇让人有一种荒诞感。他的年轻朋友打趣他说，“开奥迪A4，用爱疯4，但摄像机一拍，镜头里还是一张河南农民的脸，有一种悲苦感”，“说得最标准的普通话，是模仿小区横幅那句‘打好拆迁这一仗’。”

　　阎连科曾预期自己最多写到65岁，因为他必须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那就是写作于他而言，从来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这样的不快乐，既源自写上两小时就会筋疲力尽的身体——少年时在山里背石头，曾压到一肩高一肩低，他因此患上脊椎错位已有17年；而更多的不快乐，是出于对语言模式选择的焦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