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照相师往日辉煌不再 担忧行业会消失

　　■ 老照片

　　1981年，姜桂荣和新疆乌鲁木齐的战友穆军以及战友的两个儿女合影。天安门，被人们寄予了太多期望和荣耀。很多人来此，就为和天安门合影。

　　6月1日，天安门广场，摄影师何东明带着行头为游人拍留念照。

　　6月1日，何东明为游人拍照。

　　体验身份：照相师

　　工作地点：天安门前

　　工作内容：为游客拍照留念

　　偌大的天安门广场，是南来北往的游客旅游路线上的必经之站。

　　在这里，转一圈，天安门城楼、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国家博物馆，便可尽收眼底。

　　每天广场都迎接着形形色色的中外游客。

　　然而，广场上的一群人，似乎已成为风景的一部分——

　　戴着墨镜，头顶宽檐遮阳帽，即便最热的夏天，他们也穿着长袖衬衫。胸前横挎个四四方方的大包，脖上挂着相机，手中举着木板，上面是游客在天安门前的靓照。

　　他们，就是天安门照相师，让很多游客心满意足地将“天安门”、“人民大会堂”捧回家保存一生的人。为招揽更多顾客，他们每天，升旗而至，降旗而归。

　　暴晒出的“高原红”

　　“晒出来了”，王俊领撸起袖子，一条整齐的黑白分界线赫然出现

　　就算卸下照相的这身行头，也能在天安门广场上一眼认出这群照相师。常年暴晒，毒辣的太阳在他们外露的每一寸肌肤上留下高原红般的黑红色。

　　56岁的王俊领入行近40年，“晒出来了”，王俊领撸起袖子，一条整齐的黑白分界线赫然出现，“到了八九月份，比现在还黑好几倍。”

　　就是因为黑，身为照相师的他们很少为自己拍照，“太黑了，可不好看了。”

　　王俊领是中国照相馆天安门照相摊位的负责人，正式员工加上临时工，共十二三个人。所谓摊位其实很简陋：一把大阳伞，一米多高的铁桌子，下面放快速冲相机，中间一层放为照片加膜的机器，一台笔记本电脑。最上面是水杯，每个水杯几乎都是最大号的。桌旁是个铁壳水壶。“这个禁摔，耐晒，天热时每天四五壶水打不住。”

　　像这样的摊位，国旗杆东西两边各有4个。根据工商部门规定，每个摊位都有固定地盘，即摊位向南五米，左右大约五米。照相师只能在这个范围内活动，招揽客人。

　　照相师们只能抻着脖子朝远处的游客扯着嗓子喊：“快相，快相，一分钟出照片，您来一张？”

　　一分钟变小丑

　　很多人照相时，姿势不自然，为拍出靓照，照相师们还要一分钟内变小丑

　　王俊领说，不要小看照相师，不单是咔嚓两下就行的。首先这是个体力活。他指的是照相师胸前方方正正的大包。这里藏着一分钟出相片的小型快速冲相机，还有几打相纸。

　　记者提了下女照相师的包，重约八九斤。王俊领说，男士的包更重，装的相纸多。

　　做照相师有三年的何东明说，刚开始背这包时，每天累得颈椎疼，整宿睡不好觉，站一天，腰疼得都弯不下，脚板直疼，每天回家都要泡脚。

　　现在大家手中都有照相机、手机，因此和游客们沟通显得很重要，要说巧话，打动顾客。

　　不仅如此，照相师还要逗游客开心。很多人照相时，姿势不自然，为拍出靓照，照相师们还要一分钟内变小丑。

　　一家三口，婴儿车里不满周岁的小家伙，东张西望，偏偏不看镜头，他不知此时此刻，父母一路北上，在旅途终点的天安门前留影，是何等庄严，只自顾自地吮吸手指。

　　“来看这里，”何东明的一个同伴拿着玩具在何的身后吸引孩子注意力，扮着鬼脸，一脸茫然的小家伙马上一脸灿烂。

　　“咔嚓”，一个抓拍完成了一家人这次旅行的最大心愿。

　　看到照片冲洗完，照片上三口人开怀大笑，一家人会心地点点头。

　　镜头后的实力

　　王俊领认为要拍一张值得长久保存的好照片，照相师仍有用武之地

　　还有4年就退休的王俊领始终认为照相是个技术活。1972年插队回来，他被分配到照相馆，那时叫工农兵照相馆。“照相是个技术活，还干净，在当时是非常体面的工作，吃香得很。”

　　那个年代照相机是大件，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两年不吃不喝的全部工资，会照相的人少之又少，那时整个王府井大街就三家照相馆。

　　当时都是黑白照，后期冲洗、修片很关键，悉数手工操作，是技术活，讲究工艺，“你要不断琢磨，怎么修片，让相片变得更漂亮。”

　　王俊领还参加了市劳动局的暗房技术统一考试，通过笔试和实操，拿到了通过率不到一半的“暗房特级”证书。

　　那时拼的是技术，证书虽没让工资起变化，“但代表着实力，”回忆起以前的好日子，王俊领嘴角微微上扬，但随后又有点失落，“现在没啥用了，都是数码照片，机器冲洗。”

　　“你别看现在很多人都拿着数码相机，但能用好的不多。根据一天的光线变化如何调好光圈、焦距、快门，还有如何构图，都有技巧。”他认为要拍一张值得长久保存的好照片，照相师仍有用武之地。

　　好日子已不再

　　数码相机的普及让照相师们的日子越来越难，往日“被人追着照相”的日子似乎一去不返

　　做照相师快40年了，天安门广场快成了王俊领的第二个家，他见证了太多的变化。几十年前，广场铺的还是洋灰砖，而今是浅色石板；原来的小树林则变成了纪念堂。

　　手中的相机从双镜头的120到海鸥135……然而，数码相机的普及让照相师们的日子越来越难，往日“被人追着照相”的日子似乎一去不返。

　　前几个月，一群人，拿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天安门城楼前拍的老照片，再次回到天安门前，“说不定里面还有我照的呢，”王俊领开始怀念那个时代。

　　“当时我们也是一个摊位，位置一般是固定的，以景为主，把天安门城楼全括进来，”人在镜头前一站，摆好姿势，根据天气光线，调好光圈、快门等，很快就是一张。

　　那时，相片冲洗最少三四天，照相的人写好地址，洗好片，照相师们按地址寄过去。

　　当时一张照片4角钱，而一个普通工人每月工资也就二三十块，照相可是高消费。

　　王俊领回忆，即便这样，在天安门前照相的人总是排成长长的队。有时照相师都下班了，排队的人还追着恳求，“给照一张吧，来一趟不容易啊。”

　　对于照相师来说，往日的辉煌早已不再，游客不见少，但找照相师照相的人越来越少。王俊领摊位上10多个工人，人少时每天也就能拍大约100张照片，按照每张照片5元钱算，就500元，每人分到手就10多块钱，还不算成本。

　　56岁的王俊领还有4年就退休了，他看着身后的天安门城楼，“不知道我退休时，这个行业会不会消失。”

　　新京报记者 范春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