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乙追忆罗哲文:“新三套马车”排行老大(图)
[忆故]哭“老大”罗老
□ 舒乙
罗老走了。头天出差之前还在为他的治疗忙碌,打了差不多一下午的电话,帮助联系专家会诊。对最后的结局是有心理准备的。但清早醒来,看见的头条短信是“走了”,还是非常悲伤,不禁泪流满面。
称罗哲文先生为“老大”,是有故事的。
原来,文物界有一个“三套马车”的称谓,是指八十年代初的单士元、郑孝燮和罗哲文三位先生。那时,政协刚刚恢复活动,文物界的专家是最早行动的队伍之一。“文革”中文物普遍遭到严重破坏,许多著名的文物景点百废待兴,亟待保护和维修。单、郑、罗三位都是全国政协委员,利用政协委员视察的名义,率领政协委员们频频地到各地去察看文物现状,发出保护的呼吁,极力去改变那些濒临彻底毁坏的珍贵文物的命运。他们不辞劳苦,马不停蹄,连续作战,但常常遭到白眼,甚至被赶出门外,骂他们是“老棺材瓤子”,意思是多管闲事,不怕死呀。当时,单老七十多,郑老六十多,罗老五十多,罗老自称是“小弟弟”。转眼到了二十一世纪,单老已仙逝,郑老也九十多了,行动不便,已不大出门,唯一活蹦乱跳的就是罗老。他虽也已八十高龄,但依旧“满天飞”,有一半时间在飞机上,到各地去参加各种文物古建的视察、论证和咨询,忙得不亦乐乎。此时,我和姚珠珠都是全国政协委员,常和罗老一起参加有关文物的视察活动,有时还一起签名写提案,久而久之,罗老就戏称有了“新三套马车”。罗老排老大,他八十岁,我七十岁,排老二,姚六十岁,排老三。“新三套马车”每年都有几次共同的重大活动,一直到今年年初。当时,罗老收徒,举行了隆重的收徒仪式,特邀我们二位做他的见证人,让我们无限感动,但也真是消受不起。十多年下来,我对罗老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越来越感到他的可爱和可贵,把他尊为最可学习和最可尊重的长者。
罗老在文物界岁数不算最大,但他参加工作最早,在很长的时间里,他和谢辰生老人一起是健在的硕果仅存,因为他是朱启钤先生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的仅存的一位成员,又是梁思成在四川李庄招收的徒弟,他的去世标志着一个以营造学社成员为标志的时代的结束。
正因为他活的岁数长,在中国古建文物界整整工作了七十一年,在长达三分之二个世纪里,经历了几乎所有的现代古建文物界发生过的重大事件,是真正的国宝级的见证者和亲历者。没有他不知道的。我曾到河北承德围场去考察,在田间察看过乾隆皇帝的七块石碑。没有路可达呀,往往要在土豆地里步行,还要涉水,要爬坡,回来后很得意地向罗老夸口,问罗老可曾看过,他说他全看过,而且不止一次!我问他:“那,布达拉宫您去过几次?”他不经意地说:“记不得了。”“大概呢?”这回他想都没想,脱口而出:“起码十次。”
罗老喜欢拍照,脖子上经常挂着两三架照相机。在他家里,有一个书架放满了照片,一摞一摞,每摞上别着一个小纸条,那可是个大宝库。邯郸响堂山佛窟附近有一座砖塔,是最古的砖塔之一,已很残破,需要按原样大修,找不到资料。最后在一份美国旧报纸上发现一张五十年代的照片,正好可以参考,仔细一看,上面注有“罗哲文摄于五十年代初”的字样。可见,他所拍的古建文物的照片是多么有价值。“文革”时,北京拆城墙,罗老抱着照相机偷偷跑去拍照,照了一套拆北京老城墙的动态图。拆着拆着在西直门城墙里面又拆出一个元代的小城门,极有史料价值。倒是保护呀,不,照拆无误。罗老心疼得每天一大早就去蹲点,全被他拍了下来,现在成了唯一的档案,也保存在他的书架上。可以想见,那里面藏着多少类似的宝贝。可惜,对那些已被拆掉或者已被破坏掉的文物,他所拍下的照片恐怕也无人可以辨认了。罗老的离世损失之大,仅此一例便昭示明白,哎!
我曾在全国政协文史委的提议和帮助下,出版过一本关于大运河的小书,题目叫《疼爱和思考——一位政协委员四次考察大运河亲历记》。书中配有许多照片,除了选用了同行姚珠珠委员拍摄的资料之外,还找罗老要了不少有关大运河的照片。他二话不说,极慷慨地拿来一大堆照片,让我随意选用。罗、姚二位无意之中成了这本著作的共同作者。有朋友索要此书时,罗老总是笑眯眯地在扉页上签上自己的名字留念,表现了罗老一贯的与人为善和豁达大方。
罗老多才多艺,能诗擅书,张义生同志已经为他出版了一套诗词集,有精、平两种版本,平装本尤佳,配有照片和诗的注解,不仅有文学欣赏性,还有工具性,不失为一部好书。张义生正着手为罗老编辑一套书法集。编这套书的难度更大,因为罗老一生写过许多字,有匾额,有题词,有正规的书法,还有大量诗词手迹,散布很广,也散失了不少,收集起来颇觉不易。我在许多地方,包括在很小和很偏远的地方,都发现有罗哲文的题字,以文物景区的匾额为多,确实说明罗老的足迹遍天下,多处留有手迹,享有极高的声誉,反过来也说明其书法收集起来难度甚高。加上如前所述,他的照片的整理和出版更是亟待进行,有大量工作需要后人去续上,将他的事业真正继承和发展下去。
罗老是位大家,随着文化积淀的增长,他在许多领域都有涉猎,都有著述,在古建、文物、文博、城建、规划、园林、旅游、诗词、书法、摄影等等方面都有见解。他很勤劳,一直写作不辍,常在报刊上见到他的文章。他很忙,出差时间多,下了飞机不管在哪里,总是伏案写作,不用电脑,都是手写,常有长文和专著问世,而且又见解独到、新颖,让人佩服。
去年,罗老八十八岁,是他从艺七十年的日子,因为他十八岁在四川江津师从梁思成、林徽因二位老师,进入了古建文物界,从此一发不可收,留下了大量工作照片和著述,逐渐成了古建文物界的领军人物。我们建议为他办一次生日宴会,好好庆祝一番。被他拒绝,说什么也不同意。他说不可为难领导,也不愿麻烦其他高龄的同行,他只同意为他编一本纪念册,内容包括两部分,前一半是照片,反映他一生的经历,后一半是论文,选其代表作,涉及各个领域,反映他一生的学术成就,题目叫《古建文物守望者罗哲文——从艺七十年》。不同意办生日宴会,只同意出纪念画册和论文集,这种安排再次反映了罗老谦和的为人和一贯的务实精神。记得在编辑此书时,“新三套马车”曾经多次约定坐在星巴克咖啡馆里一起选照片,一起编写说明词。罗老口述,我们做记录,边记边听他讲故事,知道了许多他的有趣的人生经历。譬如,他说他曾负责为马王堆考古现场照相,当从棺材积水中取出古漆彩绘酒具,摆好姿势,准备按快门时,几秒钟之内,酒具竟瞬间愣在眼前化为乌有,一点痕迹也没留下,吓死人!从此再也不敢脱水操作了,换来了可贵的教训。又譬如“文革”中,在“五七”干校,巧妙地和造反派周旋,死不盲从,反而频频向外写信,抱定保护文物的主题,结果,反倒被上级直接点名叫回北京,去主办文物的出国展出。再譬如,他曾多次到山西五台县的佛光寺去搞研究,一次遇大雨,竟在佛光寺逗留了七天,闲着无事,便在大殿里仔细察看每一个角落和细节,居然发现正殿大木门背后写得有字,擦去积尘,识得上面的墨迹中还有年号的记载,赫然是唐代的纪年,高兴得不得了。当初梁、林几位先师发现佛光寺时,曾在研究报告中对该木门的年号留有疑问,说不知是否是唐代的。结果被罗老在二十多年后,找到了准确答案,解决了一大疑问,写成论文,告知天下,皆大欢喜。罗老的这种发现在他漫长的一生工作经历中绝不是孤例,还有不少同类性质的发现可以载入史册,譬如,在考察河北赵州桥时,建议疏通桥下的河道,竟由水下的污泥中找到多块完整的桥身两侧的护栏板,石刻十分精致,都是古代的原装,为赵州桥的原真性完整性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见证。罗老还谈了他辅助梁思成先生为保护日本古都向美国空军提供京都的文物所在地的分布图的细节,说日本友人准备为梁先生在京都立一尊雕像。雕像已塑铸好,安装的细节也谈判了多日,是对梁先生的很好纪念。罗老还详谈了林徽因先生和清华大学建筑系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为国徽提供了设计方案,有照片为证。他确实是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的重要直接参与者和见证者。由这些讲述中生动地反映了罗老一生的丰富多彩和难能可贵。
罗老性格随和,老是笑眯眯的,老是夸奖别人,肯定别人,不大提别人的缺点和不足,但是他也有自己的一套处事办法:第一,他有自己的主张,有倡议,有新招,有好点子,属于建设型的和思想活跃型的人。他经常提好建议,而且往往是提供开创性的思路,影响一大片。2006年开“两会”时,他找到我,要我替他提一个提案,他因年龄关系已不再担任政协委员,这就是后来有重大影响的大运河保护和“申遗”的提案,当时有五十多位政协委员共同签名联合提出,其实,始作俑者就是罗老。成立长城学会的倡议者也是他,创立“大运河学”和成立“大运河学会”的倡议也都出自罗老的头脑,虽然后者尚未成为事实。将“陈独秀墓”列为国保单位的建议也是罗老的主张。总之,他以擅长创意为己长,是一位有活力的引路人。第二,他能坚持己见,不同意就不同意,不当和事老,很有原则性,并不总说拜年的话,表现了一位有良心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正直和气节。他常常和谢辰生老人并肩作战,以自己的良知和执着为我国的文物事业做出了不懈的贡献,成为有口皆碑的权威学者和旗帜。他是个“外圆内方”的典型。
罗老身体一直很好,他从不上医院,有点头痛感冒顶多自己买点小药,休息两天就好了。去年由博物馆日主会场回来,前列腺出了问题,排尿有困难,但他依然不太在意,实在坚持不住了才上了医院,可惜医院竟找不到他的病历,他确实以前从未看过病,没有建立过个人医疗档案。他的这个没上过医院,而且有病不愿去找医生的习惯害了他。他对事事都有主张和那个在关键时刻能坚持己见的特点在身体出现毛病的时刻,同样也负面地影响了他的生命。他始终不肯住院,联系好了权威专家和医院也被他一次次婉拒和谢绝。我们为他的病情着急,眼看着他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身体越来越虚弱,连他钟爱了一辈子的牛栏山二锅头(俗称“小二”)也不喝了。我们便向国家文物局领导写信呼吁对他进行抢救。单霁翔、董保华等同志纷纷出动,不仅及时登门看望并安排了医疗措施,还下了死命令,非有负责人的集体批示罗老不得再外出视察了。即便如此,罗老还是一心扑在工作上,不愿意离开书桌半步,终日忍着伤痛伏案写作,直至彻底跌倒爬不起来。后来被强行送入医院,但终因为时过晚,抢救无效,患肺炎而亡。
这是一个热爱工作,不知疲倦,最终倒在工作岗位上的大工作狂。他热爱生活,热爱这个世界,热爱事业,热爱朋友,彬彬有礼,和朋友聚会从不空手,不是带一首诗作送人,就是带一幅由文物上拓印下来的有他题字的卷轴来。这么一个有成就有修养的老人的离世让无数朋友,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为他落泪,为他惋惜,到哪儿再去找这么可爱可敬可亲可歌可泣的小老头啊!不写了,又落泪了。
二○一二年五月十七至十九日于波尔多和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