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王国维自沉迷局：“八种死法”孰是孰非？(2)

　　二为“逼债致死”说。

　　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国维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振玉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国维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当时报纸还传说，王国维曾与罗振玉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振玉巨债。罗振玉在女婿——王国维长子潜明死后，和王国维关系破裂，罗振玉令女儿回娘家为夫守节，逼王国维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此说经郭沫若宣扬，几成定论。

　　但反对者认为，王国维之所以为大学者，根缘于罗振玉。是罗识其才，全力资助王国维赴日本留学，并一再荐王国维选择职业。后来罗振玉把女儿嫁给王国维的儿子，联姻为亲家，更表明二人关系密切。王国维乃重情知义之士，恩尚未报，焉能因为一时区区琐事，自杀泄愤？而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他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因此有无“逼债”其事，尚系疑点。正像陈寅恪所言：“金钱关系”之议，乃“委琐龌龊”之说。

　　三为“惊惧”说。

　　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北洋系统的冯玉祥、阎锡山先后易帜，京师震动。赵万里在《王静安先生年谱》中记述：“去秋以来，世变日亟，先生时时以津园为念。新正赴津园觐见，见园中夷然如常，亦无以安危为念者，先生睹状至愤，致患咯血之症。四月中豫鲁间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数惊。先生以祸难且至，或更有甚于甲子之变者，乃益危惧。”戴家祥《记王静安先生自沉事始末》记述：“今岁四五月间，党军下徐州，冯玉祥引兵出潼关，败奉军于河南，直鲁危急，北京大恐。是时清华研究院评骘成绩方毕。……涉及时事，先生神色黯然。”又云：“先生曰：'闻冯玉祥将入京，张作霖欲率兵总退却，保山海关以东地，北京日内有大变。'呜呼，先生致死之速，不能谓时局无关也。”

　　也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又因为王国维脑后留有辫子，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但这种说法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

　　四为“谏阻”说。

　　有人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有“效屈原投江”之说，因为二人死的方式相同，死的时间相近（阴历五月初五与五月初三），而王国维又写过《屈原文学之精神》，所以可能是以自杀来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东渡日本避难，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因。

　　但是反对者认为王国维之死，和效法屈原自杀完全无关，而仅仅因为二人选择自杀的形式和时间相似就推定其自杀原因必然相同，也显得过于简单。

　　五为“殉学术”说。

　　坚持这种说法的人认为，民国初期，战乱四起，权力纷争，持枪的人异常活跃，而平民百姓心神不安，学者王国维更是无法应付得了这种场面。当北伐军步步逼近，清华园里传单雪飞，漫画张贴攻击研究院，各路学者各寻后路，也有逃往国外者，只会握笔杆子的王国维，面临枪杆子，说无所畏惧，是不近情理的。据说，他曾经悄然问他的学生--山西籍的卫聚贤：“将何以为之？”卫聚贤回答，可以到山西去，先生每周授课一次，每月百元大洋酬金。当时晋祠正筹办“兴贤大学”，而卫聚贤是筹办者之一。这不能不说也是一条去路，但王国维只说了这么一句“山西无书”，就于当晚写好遗书，次日赴昆明湖。可能在他心里，只有这里才有一片净土，一泓清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死前一日，两次提到一个“书”字。其中一次是口说“山西无书”，一次是手写“遗书”：“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生死关头，犹只念一个“书”字，正如他早年说过：“余生平惟与书册为伍，故最爱而最难舍去者，亦唯此耳。”他视书如命，在有书中生存，于无书中去世，这便是王国维光辉而惨淡的短短一生。假如社会是一片包容各路人才、允许各献其才的社会，王国维之奉献，将绝不止此。可是他却生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