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僧曾掠走大批中国古籍 幸运大规模回流

　　对于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学者来说，大谷文库是一个绕不开的名词，尤其是在明清小说的研究者眼中，大谷文库更是无法取代的经典。可以说，大谷文库已成为公认的一座中国古典小说的宝库，而这座文学宝库最初的建立者，竟然是一位日本僧人。

　　大谷光瑞，日本佛教真宗派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作为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他在日本曾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但作为一个随侵华日军一起踏上中国土地的掠夺者，这位披着文化考古外衣的僧人，给中国文物古迹造成的破坏之大，恐怕也无人能及。

　　偏爱文化考古的日本僧人

　　旅顺口区的太阳沟，在伪满时期，曾经一度是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如今，在太阳沟随处可见的古建筑里，我们仍能依稀领略到它昔日的繁华。

　　与肃亲王府、关东州厅等宏大的建筑物相比，太阳沟深处，山坡上那栋俄式风格的二层小楼并不十分起眼，但却非常别致。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坐在小楼阳台上，可以看到不远处海湾里的海鸥是如何觅食的。不过现在这座小楼已经久无人居，显得格外破败，以至于当地文保部门不得不对其进行紧急修缮，好维持它不至于坍塌。但若时光倒退到百余年前，这座小楼却一派风光，是许多政要名流们出入的场所，因为，那时这里曾居住着一位特殊的主人，日本佛教界最重量级的人物：大谷光瑞。

　　大谷光瑞1876年出生，因为他们家族世代为西本愿寺法主，所以大谷光瑞一出生，就注定要成为僧人。资料显示，大谷光瑞10岁出家，20岁之前，一直是西本愿寺里规规矩矩的宗教领袖继承人。改变发生在1899年，这一年大谷光瑞第一次来到中国，在中国内地游历一个多月。这次中国之行，深刻影响了大谷的一生，让他从一位超然世外的宗教领袖，不知不觉间变成一个贪婪的掠夺者。

　　那次短暂的中国之行，让这位年轻的僧人对中国古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正在伦敦留学的他，很快便出资组建起一支探险队，以探寻佛迹为名，从喀什米尔高原深入到了中国的新疆地区。

　　事实上，探寻佛迹与文化考古只是一个幌子，大谷最感兴趣的，莫过于掠夺。大量的古城、古墓遗址，遭到大谷探险队的盗掘，他和瑞典人斯文·赫定的探险队一道，在中国新疆地区展开了一场“夺宝大战”。

　　需要说明的是，与斯文·赫定不同，大谷光瑞和他的探险队员们并没有受过任何考古训练，他们只懂得掘墓，却连最基本的记录工作都不懂得怎么去做。以至于在挖掘过程中，大量古迹遭到毁灭性破坏，还有很多珍贵文物连出土地点都说不清。

　　大谷曾先后组织过3支探险队，在中国掠夺走了数以十万计的珍贵文物，这些文物多数是通过大连港登船运往日本，其中占比重最大的当数汉籍图书与碑拓。据说这些图书中仅孤本、珍本就多达数千册，而总数则超过40000册。可以说，3次探险让大谷收获颇丰，可巨大的探险经费与后期分类研究费用，也让大谷陷入了沉重的财政危机。再加上大谷一心忙于在中国探险，导致寺规松弛，僧侣贪腐现象泛滥，大谷也因此受到舆论指责，被迫于1914年辞去法主和伯爵的爵位，并于第二年定居到大连，成为满铁公司的文化与宗教事务幕后顾问及大东亚建设审议委员会委员。

　　大量稀世珍宝被装船运至日本

　　大谷光瑞是一个狂热的侵华支持者，是日本殖民当局奉行扩张、掠夺政策的先锋人物。

　　1938年，他针对“七七事变”后的时局，写下《中国事变后对策》一书，极力主张扩大侵华战争，这本书也一度被日本关东军高层奉为经典，要求高级将领人人研读。此外，大谷还主编出版有《兴亚计划》《兴亚论丛》等丛书，不遗余力地鼓吹“南进”政策。

　　除了是一个狂热的侵华支持者外，大谷还有一个嗜好，那就是收集中国的古籍文献，大量珍贵的汉籍都成了他强取豪夺后的收藏品。在敦煌，他手下的干将吉川小一郎买通王道士，得以顺利地将敦煌藏经洞里的古籍洗劫一空。在楼兰，他手下的另一干将橘瑞超沿着斯文·赫定提供的地理坐标，找到楼兰古城，并从古城里发现了震惊世界的《李柏文书》。《李柏文书》是目前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中国纸本书信实物标本，文书中出现的李柏其人，也是在楼兰所发现的全部文书中唯一一位史籍有载的人物。学界普遍认为，《李柏文书》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考古价值，同时也是堪与《兰亭序》相媲美的书法艺术精品。并且，作为与王羲之同时代的人物，李柏高超的书法技艺也改变了我们过去“书法帖学起源于江南”的认识，侧面证明西北可能也是“帖学”的发源地之一。

　　但可惜的是，这些稀世汉籍多数已被大谷光瑞一船一船地运回日本，其中一部分被他占为己有，另一部分捐赠给了韩国总督府博物馆、日本京都博物馆、龙谷大学图书馆，以及日本各地的美术馆，还有一部分被卖给了文物商人。以《李柏文书》为例，如今已是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的收藏品。

　　大谷不仅是一个中国文物的贪婪掠夺者，同时还是一个疯狂的破坏者。由于他本人并不懂考古，他使用的考古队员也都是对考古一窍不通的年轻僧侣，比如发现《李柏文书》的橘瑞超，当时只是一个不满20岁的小僧人，他不懂得对出土时的情况做记录，以至于后人在研究《李柏文书》时，有很多疑团已无法破解。这些年轻僧侣在所谓的考古过程中，往往会雇用当地老百姓乱挖乱掘，其对遗址古迹所造成的破坏，甚至比盗墓贼还要严重。

　　古籍幸运地大规模回流

　　疯狂的掠夺，让大谷迅速成为“当时世界上私人拥有汉籍图书最多的人”，为妥善收藏这些图书，大谷甚至还斥巨资，在神户修建了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私人书库“含秀居”，被当时人称为“山上图书馆”。

　　谁也不会想到，这些被大谷掠夺走的古籍，却因为一个特殊机缘，竟幸运地迎来一次大规模回流。

　　那是1915年4月，大谷光瑞再一次到达大连，出席本愿寺关东别院的落成典礼。在满铁高层的极力邀请下，这个刚刚辞去法主职务不久的日本名流，当场决定不再回国，从此定居大连。

　　大谷出资买下位于旅顺太阳沟的这处居所。两个月后，根据他的指示，信徒们将“含秀居”所藏的一批汉籍约20000册，装成250多箱，由神户登船运抵旅顺，被送进大谷的新居里。之后，他还以旅顺、大连为基地，辗转往来于上海、青岛、台湾等地，从事配合日本侵华政策的各种所谓“学术译著、宗教研究、视察”等政治活动，同时也没有停止他继续收集掠夺汉籍的工作。

　　1925年11月，从满铁公司得到一笔巨额资助的大谷，作为回报，将这批汉籍中的一部分寄存于满铁图书馆，用于充实馆藏。1930年，大谷光瑞干脆将这批汉籍捐赠给图书馆。与此同时，满铁图书馆也开始在大谷的指导下大量收藏汉籍，并拨出特殊经费支持这项活动。

　　大谷光瑞捐赠给满铁图书馆的这批藏书，共有汉籍5000余册，西文图书约300册。其中还包括日本刻本170余种，日文和汉文抄本25种。从目录学角度来说，它们几乎涉及中国古籍分类中的经、史、子、集、丛各部类。在180余种明清小说中，有数十种国内外孤本，其中亦不乏稀有珍本，如明刻本《警世阴阳梦》、清初刻本《后水浒传》等，已被公认为价值连城的稀世之珍，而《醒名花》还是世上唯一完整的版本，清朝乾隆以前刻本竟达200余种。在300册西文图书中，多为明末清初之际来中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的著作。

　　当时，大谷可能以为大连会永远成为他们的殖民地，所以才放心大胆地将这些稀世珍宝回流到大连。可人算不如天算，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大连结束了被殖民的屈辱，收藏在满铁图书馆的这5000多册珍贵汉籍，自然也重新回归祖国。

　　至于大谷光瑞，也在日本战败后不久患上膀胱癌，暂居在旅顺的大和旅馆内达两年之久。直到1947年，经国务院特批，大谷才被允许搭乘轮船回到日本，并于次年病逝。

　　大谷文库成大图馆藏国宝

　　解放后，收藏在满铁图书馆的大谷文库，除其中600多册敦煌文献被国家图书馆征集走之外，其余的被整体移交至大连图书馆。“除了早期从日本回流的250多箱汉籍，大谷光瑞在大连定居的30余年间，也一直积极配合满铁在中国各地不断掠夺汉籍，用于充实馆藏。”大连图书馆负责主持古籍部工作的薛莲老师告诉记者，以地方县志为例，满铁图书馆中便收藏着1000多个县志，几乎涵盖了中国所有的县，“解放后，这批汉籍大多都没来得及运走，全留在了大连。”正因如此，大连图书馆的古籍馆藏之珍贵、丰富，才得以在全国同类图书馆中一直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薛莲介绍说，如今，虽然已先后多次被国家图书馆征调走多批古籍，但大连图书馆仍收藏有古旧籍图书55万多册，其中古籍线装书26万多册，珍贵的善本2000多种、近26000多册。“这些都是国家的宝藏，特别是那些孤本图书，每一本都可以说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宝贵文献。 ”

　　这其中，两大类藏书最有特点：一是满铁资料最为齐全，海内外研究满铁历史的学者，都必须要来大连图书馆查阅资料；二是孤本、珍本明清小说数量最丰，主要为自《金瓶梅》问世到《红楼梦》刊行这140年间所刊刻，这批明清小说是大谷文库中的精华。

　　凭着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今大连图书馆已成为全国闻名的明清小说研究基地，先后挖掘整理出版了《罗雪堂合集》等明清小说200多册，位于图书馆内的大连明清小说研究中心也与江苏社科院明清小说研究所一起，成为国内两家研究明清小说最权威的机构。

　　大连图书馆业务办负责人王连君告诉记者，在大谷文库中这批明清小说还没有被挖掘整理出来之前，市面上出现的明清小说多是描写才子佳人的艳情小说，但大谷文库中却有大量过去很罕见的描写风俗人情的乡土小说、官场小说、公案小说等，极大地丰富了明清小说的种类，并且为后人了解和认识明清时期的社会、风俗、礼仪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刘成立 首席记者翟丙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