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讲稿》出版 评：边缘视角，旁观者清

　　许子东：边缘视角，旁观者清

　　宋庄

　　《许子东讲稿》是许子东首次出版的多卷本文集。卷一：《重读“文革”》；卷二：《张爱玲·郁达夫·香港文学》；卷三：《越界言论》。分别收录了许子东30年来的学术著作和近10年的“越界”言论，涉及国家、社会、男女、文学、艺术等各种人文话题。

　　单是如此学术如此纯粹的书名，大概可以屏蔽一些热衷通俗的读者；又有三卷看上去不像走畅销路线的内容，许子东何以有这样足的底气，他的“讲稿”又将有怎样的价值？当年他完成论文《郁达夫新论》时，老师钱谷融为他作序解释“新论”之“新”。多年之后，他的《讲稿》再次收入的郁达夫部分又将有怎样新的注解？

　　“为了忘却的记忆”

　　许子东，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文坛叱咤风云的青年评论家，曾是全国中文系最年轻的副教授，后来去芝加哥大学做访问研究，与刘再复、李陀、黄子平、甘阳等被戏称为“芝加哥学派”(该学派“主持人”是李殴梵)。当然，他另一个广为人知的身份是凤凰卫视中文台节目“锵锵三人行”嘉宾主持。

　　话题从《重读“文革”》开始。该卷大部分文章2000年曾在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出版，原题《叙述“文革”》，11年之后“重读”，许子东看“文革”的眼光有何变化？许子东说，当初写这本书时，普罗普的书还没有完整中译，他只看了摘译，英文本很多没读明白。普罗普1928年在苏联科学院所从事的童话研究，直到70年代才被译成英文，却对英美学院里的结构主义文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按照罗伯特·休斯的概括，普罗普的工作就是“从一组拥有近似造型的100个故事中，努力抽取一个原始故事的结构。这个原始故事的31个功能包括了在这整组故事中的全部结构可能性。”

　　许子东用普罗普的方法对自己的书重新做了修订，希望能够讨论“文革叙述”的特殊“语法和句法”。既希望找回普罗普的方法，也希望以这个方法，不止来读“文革”，也可以解剖所谓“红色经典”或武侠小说。

　　早在80年代，许子东就注意到国内学术界热情地采用西方的学术方法，但用得杂乱，在一篇文章或一部书里用多种方法，不系统，且太急功近利。“中国的文学批评，关心现象与问题，针对问题找出答案；海外的学院研究更讲究理论和方法。打个比方，前者像医生在火线上救伤病员，后者像医学院给学生做示范的教授，主要炫耀自己的医学水平。但也可能技术炫得很好，对解剖对象有新贡献。”他说，评论最好的境界是不仅证明方法好，还把前人没有看到的作品内容解剖出来。

　　然而在芝加哥，李欧梵告诉许子东：结构主义在西方的研究方法里已经过时。但是许子东对“文革”有着特殊情结。他在“文革”中长大，身体的变化跟思想的变化都在那个时代被形成。他试图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和国内的同行拉开距离。学术强调方法是一种进步。而中国大陆的学者，常常没有这份奢侈，因为有太多迫切的问题需要解决，没办法超然。

　　他说：“我不是把中国‘文革’作为特殊的病例，其实是自己的反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不是海外学者，写文章还是有很强的问题意识(虽然已在海外游学教书25年)。”因此，这次“重读‘文革’”加强了技术性的操作，但核心观点没改变，就是检讨“为了忘却的记忆”。

　　怀念80年代的纯粹热情

　　他和众多从80年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一样，怀念那个时代纯粹而热情的文学氛围。那个时候，文学批评关注《乔厂长上任记》，就是评论改革，关注《爱，是不能忘记的》就是讨论社会热议话题。现在文学不在焦点，作家被边缘化，评论也缺席了。与此同时，文学评论在依附学院发展，学院又走向另外一条路，以项目为主、职称为主，学术的成分降低了，学的成分少，术的成分多，学院评论缺乏权威性。

　　对于目前评论界威信不高的现状，许子东毫不客气地指出，当下的文学失去社会文化中心位置，缺乏吸引力；同时，90年代后评论界越来越被官僚的学院化束缚。学院里又不是纯粹的学术发展，不是价值至上学术至上，而是项目至上，盲目祟洋“接轨”。北大一度要教授英文授课，香港的中文系也鼓励英文出版(反过来，却从不要求英文系教授做中文研究)。所谓全球化，在我们这一行，就是英文统治中文，工科管理文科。官僚秩序培养人的功利策略，很多人，研究只为职称谋，离学术学问渐行渐远。

　　在《讲稿》第三卷《越界言论》中，许子东写到“自己的故事”，涉及很多重要敏感复杂的话题。他说，这些言论是每天面对报纸网络的热议题材，可能风马牛不相及，但放在一起看，背后也有一些比较连贯的思路和想法。“我的兴趣也许‘与时俱进’，但我的思想一如既往。有些想法在电视言论中无法完整表达，这次特地以讲座或文章形式收入。”他说，《越界言论》最后部分是“自己的故事”，恰恰回答了他自以为是的“一如既往”的想法从哪里来的问题。

　　回顾总结自己的学术道路，许子东对于这三卷本的《许子东讲稿》作何评价？许子东说：“鲁迅在《藤野先生》中讲，小而言之是为了中国，大而言之是为了学术。现在不是关心中国的人少，而是做学问的人少。这三本书是我的总结，有对‘文革’的追问，有我在网上的言论，有对社会问题的各种批评，也是尽公民的责任。人家怎么评我不管，我只希望自己的工作也在学术上有所积累，有所贡献。”

　　上世纪末，上海作协和《文艺理论研究》策划了一个由百名评论家选出十位“九十年代最重要作家”的活动，许子东和黄子平是海外评委。结果评出后，会上公布了投票结果与评选结果最为接近的评论家，许子东是其中之一。

　　缺席大陆文坛十年的80年代评论家，居然最接近评选结果。仅此一点，在香港教书的许子东虽是边缘视角，却无疑再次印证了旁观者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