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娶妻靠媒妁之言：夫人一字不识相伴一生

　　张素我 口述

　　周海滨 执笔

　　江苏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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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只一位夫人

　　从十二圩出来，父亲第二次去了安庆。

　　他听说安庆测绘学堂招考。但是，他到了安庆之后发现并没有招考。无奈之下，父亲决定去参加安徽新军。当时要成立一个“混成协”，“混成协”是清代军队的编制单位，相当于后来的旅。

　　可是，父亲投新军并没有成功。那时候，当兵也是要有一套手续的，征兵是由地方保送的，父亲没有这些手续，无法去办，当兵又是没有当成。

　　无奈之下，父亲只好去寻找些小事情做，但是小事情也找不到。最后，他不得已补上了个测绘学堂的一名传达。

　　父亲住在测绘学堂的门房里，一面当传达，一面等待测绘学堂招考的机会。负责引导宾客或学生，登记收发分转公文信件，这个“听差”的工作对父亲来说是个非常苦闷的差事。

　　他想，新兵当不成也就罢了，现在当起了一个类似听差的传达，还不如去当一个警察呢。但是，按照当时的警察制，要想当一名正式警察，先要经过备补警察的阶段。人家请假不站岗的时候，你去替他站岗。

　　在这两三个月里，他还是没能补上一名正式警察，测绘学堂招考的消息仍然遥遥无期。

　　这时，父亲的一个同学来信，说扬州有个巡警教练所在招考。父亲离开安庆去了扬州。父亲没有想到，他在这里卷入到如火如荼的光复运动中。

　　69年之后，父亲兴奋地回忆起自己的彷徨时代，他觉得“一个伟大的光明的日子到来了”。

　　在扬州，父亲通过了考试，顺利进入巡警教练所。三个月后，父亲终于补上了一名正式的警察。过去的“备补兵”、“备补警察”的痛苦经历依然历历在目。

　　难掩喜悦，他给家里写了封信，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告诉了家里人。

　　正式的警察的任务也要站岗，但是与以前不同，父亲这次是站自己的岗，这是何等喜悦的事情。

　　执勤警察的业余时间比较多，别人都用来逛街、打牌，而父亲则埋头看书。父亲有个习惯，就是“捡字纸”，每看见带字的纸张都要捡起来看看。

　　有一天，他在街道拐角处墙上看到一则广告，英算专修科夜班招生。父亲从未学习过英文，这样，父亲除了站岗之外多了一个任务，那就是利用业余时间学习英语。警察们不理解，这个刚来的年龄不小的警察怎么这么喜欢折腾自己。

　　每天，巡警局里清扫出大量的垃圾，在垃圾堆里有许多字纸，父亲左手提着一个破篮子，右手拿着两根长长的细棍子作为钳子，当垃圾清理出来后，他就用棍子翻来覆去地把字纸找出来。

　　父亲甚至被当作逗乐的对象，有人甚至故意把字纸扔在那里等他去捡。其实，父亲爱惜字纸并不奇怪，他铭记的是私塾先生的一句话：“敬惜字纸。”

　　突然有一天，在扬州当警察的父亲接到祖父母喊他回家的来信。祖父母告诉他，在同村为他订了一门亲事。祖父母还告诉他，新娘叫洪希厚。祖父母最后说，回来完婚吧。这封信落款是1909年。母亲后来告诉我，这一年她17岁。

　　按照洪家疃洪张两姓联姻的习俗，母亲嫁给了同样来自贫寒人家的父亲，彩礼是一串20多枚铜钱。

　　父亲接到来信后毫不犹豫地请假回家完婚，他知道新娘没文化，可能不识字，出于对父母的孝顺和对传统婚姻的恪守，他没有反对这门婚事。完婚后，父亲一个人返回了扬州，母亲没有同来。

　　1915年，爷爷、奶奶相继在10天内去世。父亲还在保定军官学校读书，匆忙回家奔丧，而一切善后事情都由母亲来操持。料理完双亲的后事后，家里已经是家徒四壁了。父亲最放心不下只有7岁的小弟文心。母亲只好带着文心回娘家生活。直到1921年，父亲到上海大学读书，他们才得以团聚。

　　媒妁之言的婚姻没有影响到父母的幸福，母亲陪伴父亲直到其1969年去世。虽然他们有点指腹为婚的味道，但他们相濡以沫一辈子。父亲和母亲到一起后，就总在一起了。任何时候，只要不打仗，我们全家就要在一起。

　　母亲是一个一字不识的农村妇女。父亲一生对母亲这样一个农村妇女，始终不离不弃，两人相守60年。

　　母亲没文化，到北京之后因为要参加会议，才学会写自己的名字。因此，当时国民党中不少要员都和父亲开玩笑，劝他另娶出身高贵的小姐。

　　但父亲却说：“她是我孩子的母亲，也是我的家乡人，抛弃了她，我将来何以向子女交代，何以面见家乡父老？”

　　母亲一生对父亲的工作从不乱发表意见。唯有一次，母亲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当时父亲准备赴淞沪抗日战场，他的四弟张文心也将前往。

　　前面说过，文心四叔七岁起即由母亲带大，母亲说：“开战时，让文心留在你的身边，好吗？”

　　对于母亲的这一请求，父亲说：“我知道你的意思，但仗一打起来，是不分前后的。这次去上海，我已有了死的准备，作为一名军人，文心也应当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