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视察济南东郊公社 不相信亩产1000斤

　　同志们汇报的重要问题，主席就一条一条记下来，有时汇报人说得太快，主席就说：“慢点，慢点，我记一记。”有些重要情况，主席还要求汇报人再说一遍。有些方言，一时未听明白，主席就问：“这是什么意思啊？”

　　毛主席来到历城东郊人民公社

　　记者 晁明春

　　这是一幅由本报老摄影记者原一萍拍摄的极具知名度的照片。

　　时间：1959年4月13日下午；

　　地点：济南市历城县东郊人民公社大辛庄生产队的麦田。

　　照片上，来山东视察的毛泽东主席一脚踏在田垅上，一脚踏在麦田里，仔细询问麦苗生长情况。手拿一棵麦苗，向毛主席汇报小麦拔节生长情况的，就是时年27岁的历城县委常委、东郊公社党委第一书记郑松。

　　专列上的“六级书记座谈会”

　　“老人一生历经沧桑，但最让老人难以忘记的，还是他担任东郊公社党委第一书记的那段经历，他多次参加主席召开的座谈会，并两次陪同主席到东郊公社视察，汇报基层工作。”6月16日，郑松的儿子、济南市天桥区城市管理局党委书记郑海涛对记者说。

　　东郊公社位于济南市东部近郊，如今是济南市历城区王舍人办事处。只是，当年广袤的麦田已盖满了楼房，城市化的脚步将历史掩埋，唯有“幸福柳广场”上的大柳树还在无声地诉说着当年的荣耀。

　　1958年12月，中中共央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全国普遍开展了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中共山东省委确定历城县东郊公社作为贯彻党的六中全会决议进行整社的试点，1959年1月从省级机关抽调部分干部，组成省委整社试点工作组，到东郊公社帮助整社。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舒同也来到东郊公社当社员。此时，东郊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正是郑松。

　　这是一个火红的年代，农村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是当时的主旋律；这也是一个探索的年代，脱离了当时的经济基础，背离了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自然要受到历史的惩罚。但作为运动的提倡者和推动者，毛泽东主席对运动中出现的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特点的左倾错误有所觉察，并多次到基层调查研究。1959年2月25日，主席专列开到了山东。

　　“2月25日下午5点多钟，我和东郊公社大辛庄管理区总支书记李兰生、大辛第二生产队支部书记张印水、历城县委第一书记王任之，随同舒同和省委秘书长吴建，登上了停在济南西郊机场专车线上的主席专列，主席用铅笔逐一记下了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年龄、职务、家庭情况。下午5点半，座谈会正式开始。毛主席掰着手指头幽默地说：‘我们这次座谈会参加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实际上是包括中央、省、县、社、管理区、生产大队六级党的书记、就叫六级书记座谈会吧’。”事过多年，郑松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毛主席这次来山东，是就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出现的冒进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为中央即将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作准备。在这次主席专列召开有六级书记座谈会上，主席向郑松他们详细地了解了东郊公社的基本情况和整社当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并请他们在专列上吃了一顿便饭，边吃边聊，然后接着开。等座谈会开完已是晚上8点半了。

　　“主席的平易近人让人备感亲切，主席知识的渊博更让人敬佩。”郑松在回忆文章中说。

　　“主席问道东郊公社在什么地方？舒同说：‘东郊公社驻地大辛庄还有商朝的古迹呢。’他马上又问都出土些什么文物，借机讲了龙山文化和殷纣王的故事，说‘龙山文化很有名啊！殷纣王是很有本领的人，周武王把他说的很坏。他的俘虏政策做的不太好，所以失败了。他抓着俘虏就杀，我们的俘虏政策和他不一样，是进行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工作的。’我们听了感到非常新鲜，受到教育，增加了历史知识，同时也活跃了座谈会的气氛。”

　　在这次六级书记座谈会上，毛泽东办公室和身边工作人员一个也没有参加的，连个帮助做记录的秘书工作人员也没有，自始至终都是主席自己亲自拟定调查的纲要，提出问题，这个问题座谈完了，就提出下一个问题。自己口问、耳听、眼看、手写，亲自作记录，把调查的重要情况记下来。同志们汇报的重要问题，主席就一条一条记下来，有时汇报人说得太快，主席就说：“慢点，慢点，我记一记。”有些重要情况，还要求汇报人再说一遍，有些地方方言，一时未听明白，主席就问：“这是什么意思啊？”

　　座谈会结束后，当夜11点毛主席乘专列离开了济南。两天后，即2月27日，毛主席在郑州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会议决定采纳主席提出的“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作为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并照此方针对人民公社进行整顿。

　　“一亩地究竟能收多少斤？”

　　如今，一提起“大跃进”，人们首先想起的是亩产几万斤的浮夸风、“放卫星”等等。为什么上至一向注重调查研究的国家主席下至最讲实际的中国普通农民，都相信了这样的“神话”？

　　“其实主席对这些数字一直是怀疑的。”郑松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当时有个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产量指标越高越好，越高越表示干劲足。到处放卫星，山东寿张和高唐县1958年秋也都曾放过亩产3万—5万斤的玉米，亩产3万—5万斤的谷子，亩产30万斤的地瓜，亩产1.5万斤的棉花。为了造卫星，有的将要成熟的几亩地的水稻移植到一亩地里，说是一亩产的，把几棵地瓜捆绑在一起，说是一棵上长的。密植越密越好，一亩小麦下几十斤种子，密不透风。毛泽东对上述这些情况早就有察觉。2月25日六级书记座谈会上，我汇报说东郊公社1958年亩产粮食740斤，他就表示有些怀疑，说‘有这么多吗？你们怎么知道收这么多，又没有过秤？怎么算出来的？’当时头脑还发热，高指标还没有降下来，毛泽东问：‘你们今年的小麦怎么样，打400斤比去年翻一翻吧？’大辛生产队第二队党支部书记张印水脱口而出：‘400斤可多，我是准备亩产小麦3000斤。’主席当即就说：‘现在我不相信，等你们打出来我才相信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