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专家谈名人故居：既不是包袱 也不是摇钱树

卜保怡 　记者钱红兵摄

　　记者杨璐

　　“近年来，中国生活在剧烈的变化中趋向西化，社会对于中国固有的建筑及其附艺多加以普遍的摧残，虽然对于新输入之西方工艺的鉴别还没有标准，对于本国的旧工艺却已怀鄙弃厌恶心理……雄峙已数百年的古建筑，充满艺术特殊趣味的街市……亦常在‘改善’的旗帜下完全牺牲。”

　　80年前，梁思成在一篇文章里这样感慨，“也许没有力量能及时阻挡这破坏旧建的狂潮”；80年后，在这个成片高楼急速生长的时代，名人故居的现状与未来让所有关注历史、关注名人文化的人感到担忧。如何才能保护、开发再利用包括梁思成先生旧居在内的那些历经风雨飘摇至今的先人故居，拯救故居于“维修性拆除”的悲惨下场或“有形无神”的尴尬境地；如何对现存名人故居进行系统、全面的认定，制定合理的保护措施，寻求名人故居与现代城市发展的一种平衡，是时代留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考题。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昆明名人旧居》一书作者卜保怡。

　　寻找昆明名人故居

　　街巷村落里的文化寻根

　　卜保怡一直坚持认为，名人故居是一个城市里最珍贵的特殊坐标。

　　“1180多年前，唐代文学家、旷世俊逸的大诗人刘禹锡写过一篇81字的短文《陋室铭》。其中的‘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等24字，精辟地说明了‘名人’和‘居所’的关系。”卜保怡认为，名人故居镌刻着一个城市的记忆，延续着历史的经脉，是城市历史的灵魂。“当人们走进名人们曾经居住生活过的房舍，犹如跨越时空，与名人相处与共。不仅他们居住于此的情状，包括举手投足、衣食住行，都可在想象中重现，而且他们的一生，依靠文字记载和历史图片，也会变得那样具体而生动。透过坊巷胡同、乡村阡陌中的这些院落，我们可以探寻那些历史的真实，触摸文化的脉动，感受到具有震撼力和穿透力的精神力量。所以，舒乙先生将名人故居喻为‘物质的史书’，认为‘它们能托物寄情，托物寄人，托物寄史。’称‘它们是一座文化历史名城的活生生的历史。就像一张脸。就像一个魂儿。’”

　　然而，随着城市现代化步伐的不断加快，我们开始不得不面临这种现实：城市的日新月异与陈旧建筑的拆迁如影随形，名人故居越来越面临着与城市扩张难以调和的矛盾，并大有被声势浩大的城市建设所淹没的趋势。面对昆明一条条老街和大片民居消逝在一浪接一浪的城乡改造建设高潮中的现实状况，1999年，卜保怡所在的昆明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组织了一次“抗日战争时期文化名人旧居调查”活动，开始在街巷村落里寻找逐渐被我们所遗忘的文化之根。“踏上调查之路时，我们就树立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要通过调查和论证，促进政府把尚存的名人旧居尽可能地保护下来。”

　　很快，市政协文史委便对4个中心城区以及呈贡、宜良等附近县区进行了调研。“了解到的情况既令人惋惜，也令人高兴。惋惜的是抗战时期文化名人在昆明老城区的住宅，除极少数外都已被拆毁；而让我们高兴的是，在住房改建工作比城市略为滞后的郊区，还保留了10多处基本完好的名人旧居。”调研结束后，根据名人旧居多为抗战时期的文化名人旧居并正面临拆除危险的情况，昆明市政协向昆明市政府提交了《关于对抗战时期文物遗存进行普查的建议》的建议案。建议对昆明近现代史上有代表性的历史建筑和遗存进行一次认真普查。

　　这一建议很快便被市政府所采纳。2001年，昆明开始对抗日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物进行为期2年的大规模普查。2003年，昆明市对外公布了92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袁嘉谷旧居、熊庆来李广田旧居、严济慈蔡希陶旧居、梁思成林徽因旧居、闻一多朱自清旧居、周培源旧居、华罗庚旧居、冰心旧居、冯友兰旧居、惠家大院门楼、卢公馆(卢汉)、南荔草堂(方树梅)，与原来的朱德旧居、聂耳旧居、张天虚旧居和虽然没有定名为“旧居”但实际属于旧居范畴的灵源别墅(龙云)、北门书屋(李公朴)、龙山别业(李根源)及升庵祠(杨升庵)等19处名人旧居被列入保护名录。

　　自此，昆明开始按下名人故旧居保护的重启键。

　　2005年，昆明启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实地调查工作，通过新一轮文物普查发现的名人故(旧)居60个，其中32个被政府确定为保护对象。

　　2011年5月，《昆明市名人故(旧)居保护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召开听证会，明确规定：凡被公布为昆明市名人故(旧)居保护单位的建筑不得拆除；不得开发可能影响名人故(旧)居安全和污染名人故(旧)居的经营项目；保护名人旧居有功可获免费使用奖励……首次以政府规章的形式来强化对名人故(旧)居的保护管理和利用。

　　保护名人故居之道

　　如何把握合适的“度”

　　作家冯骥才曾撰文谈及名人故居的尴尬现状：“一边是部分名人的故居没落衰败；一边却是不少名人故居被作为旅游的景点与招牌‘开发’出来……”冯骥才指出，造成这两种极端性问题的是没有认识到名人故居的真正价值。而名人故居的真正意义不是物质性的，而是精神性的。“这正是一些地方新开发的名人故居，到头来门可罗雀的症结所在。”

　　在卜保怡看来，近年来昆明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并在名人故旧居保护方面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众多文化名人故居成为定格在城市文化地图上的一批呼之欲出的鲜活图标。但不能否认的是，在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错误理念指引下，在昆明，乃至于整个中国，名人故旧居的保护面临不少问题。不少名人故旧居的保护，更像是夹杂在商业与政治需求之间的符号道具。真正建成‘纪念馆’，发挥其名人思想文化、精神力量的名人故居并不是很多。而且过渡修缮、甚至拆真造假的现象时有发生。”

　　为此，卜保怡提出了保护名人故旧居的关键，即要端正“名人故居观”。“也就是要搞明白，到底是想通过名人故居建设来增强城市或地方的精神文化，还是只想利用其来牟利赚钱。”

　　而更让卜保怡担忧的，是日趋严重的名人故旧居保护商业化倾向。“文物之所以是文物，首先强调的是‘文’，其次才是‘物’，但现在很多所谓的‘保护’，更多的是出于商业开发利益考量，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名人”成为商业的包装品牌，这与名人故旧居保护的初衷是相悖的。”

　　卜保怡希望，名人故旧居保护不要一味追求经济利益，要尽可能的办成公益性的纪念馆或博物馆。当片区建设改造与名人故旧居的保护发生矛盾时，要尽可能保留名人故旧居原来的位置和建筑风貌，不能随意迁建，使之失掉丰富的历史信息， “如何把握好这个‘度’，简单来说就是既不要把名人故居当做是发展的包袱，也不能把它当做是发展的摇钱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