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万州发现21块抗战士兵墓碑 碑刻工艺差(图)

　　“王站长，涪溪口发现了抗战士兵墓碑！”日前，万州区新田镇文化站站长王大方接到一个村民的电话。王大方将信将疑地跑去一看，江边果真散落着数块简易的石质墓碑。

　　重庆地区尚未发现如此规模的抗战士兵墓碑，为什么它们会在这里出现？这些墓碑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

　　7月27日，记者来到万州，就此进行了采访报道。

　　现场：新田镇涪溪口岸边发现墓碑

　　“这些抗战士兵墓碑是我发现的。”万州区新田镇上的裁缝张可兵自豪地说。

　　张可兵是新田镇人，虽说以剪裁衣服为生，但他却十分喜爱摄影。他称，上个月17号，他背着相机到镇上涪溪口去拍水鸟。

　　走在河边，他的脚突然被什么硬邦邦的东西顶了一下。低头一看，居然是一块一尺见方的石块。他正欲抬腿迈过，突然发现，“石块上面好像有字！”

　　张可兵蹲下身，仔细辨认，看到上面有“13师……二等兵……民国三十三年……”的字样。他赶紧从附近的草丛里捡来几个矿泉水瓶子，装满江水，小心翼翼地将包裹石块的泥沙冲洗掉，上面便清晰地露出字迹：“湘武冈 故13师38团二等兵 张业修之坟 民国三十三年”。

　　“是贵重的东西！”有点文物常识的张可兵在附近找了找，又看到10余块类似的石质墓碑。他赶紧掏出手机，给镇文化站站长王大方打去电话。随后，王大方立刻将此事向万州区文广新局作了汇报。

　　第二天，万州区的文物专家赶到现场，在此处共发现抗战士兵墓碑21块，专家们遂将其搬运到万州区博物馆。

　　考证：抗战士兵来自全国各地

　　7月27日，记者在万州区博物馆看到了这些墓碑。

　　墓碑规格、尺寸不等，小的约有一本杂志大小，稍大一点，长也不足一米。每块墓碑上均刻有死亡士兵的部队番号、籍贯、姓名及立碑时间。但墓碑的碑刻工艺较差，碑文字体大小不一，字迹也不规范，由此可以看出，当初墓碑的制作十分仓促。

　　“这是重庆地区首次发现的较大规模的抗战士兵墓碑。”万州区博物馆业务部主任李应东介绍，他们对21块墓碑和上面依稀可见的碑文整理后发现，这些墓碑的主人全是士兵，他们隶属国民党军13师、总后勤部、第六战区等，他们中有四川人、湖南人、湖北人、江西人、贵州人、广西人、云南人，“其中有一块石碑，上面写着‘外省人’。”

　　李应东说，当他第一次看到这些墓碑时，差点掉泪。 “这些死去的士兵，来自全国各地，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战斗在了一起，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最后又埋葬在一起，真是既悲壮又令人肃然起敬！”

　　寻访：90岁老人再现当年伤兵惨状

　　27日下午，记者跟着张可兵去寻访当初他发现墓碑的地方。从万州主城驱车西南行约15公里，便是新田镇涪溪口。

　　“我就是在前面不远处发现墓碑的，可惜现在涨水，把现场淹没了。”在涪溪口河边，张可兵指着滔滔江水十分遗憾地说。

　　在附近村民口中，记者听说了有关这些墓碑背后的故事。

　　距离张可兵发现墓碑约500米，新田镇金山一组，70岁的村民冯德富摇着手中的蒲扇，讲起了他所知道的当时故事。

　　“这里以前叫较场坝，不仅埋了很多打日本鬼子(牺牲)的国民党士兵，还有伤兵医院。村里的老人说，伤兵总是不断地从下游运来，有的医好了，就扛起枪又去打鬼子，但很多都死了。”

　　“我那时，只有几岁，记不太清楚。但听我老汉说过，那些死去的伤兵最初是一个个地埋，后来多了，来不及挖坑，就七八个埋在一起。”冯德富说。

　　与冯德富家相隔一条坎田的90岁的张大珍老人，还依稀记得当年的一些情景。

　　“伤兵？看到过的哟！村里原来有两个祠堂，一个叫冉窖祠堂，一个叫张窖祠堂。后来冉窖祠堂用来住得病的士兵，张窖祠堂用来住受伤的士兵。那些士兵可怜得很，有的被锯了手脚整夜就在那里叫，开始声音很响亮，慢慢地就小声了，再过几天，人就不行了。”

　　“那些死去的伤兵就埋在附近？”记者问。

　　“是，那些穿着黄色军装的人把他们埋了的。”

　　“你和那些伤兵接触过没有？”

　　“没有，我们女人家不太和他们打交道。但我听说，伤兵站的人有时候会找百姓买菜，要给钱的。”张大珍说。

　　纪念：将复制安放于新万州区博物馆内

　　这些墓碑如何处理，他们又有怎样的历史和学术价值？

　　李应东说，“这些墓碑的发现，将充实万州抗战史料，对进一步了解当时的抗战情况提供了新的素材，颇具史料价值。”他称，前段时间，他在上世纪40年代的一张《川东报》上看到一篇文章，“上面有这样的记载，国军伤兵在万州养好伤，再上前线，为国抗日。”

　　“有了这些墓碑，便是对这段历史的一个有力佐证。”李应东说，目前他们正在对这些墓碑进行拓片，等新万州区博物馆建成开馆后，这些墓碑将被复制，安放于馆内，让后人悼念。

　　万州曾设中央伤兵管理局

　　“抗战期间，万州曾设立中央伤兵管理局。”在万州区档案馆，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了一段与这些抗战士兵墓碑相关的历史。

　　他称，作为连接前线战区与后方基地的重要地区，在当时的万州，10个人中就有1人出川抗日。如1938年7月，“万县社训总队部”在准备开往前线的新编部队中发现一名女兵，自称王锡兰，16岁，万县人，因父亲年老多病，故化装代父出征抗日，实乃当时之“花木兰”。囚禁中的刑事罪犯也纷纷要求参战，戴罪立功，后经军政部批准，万县有136名犯人随部队开赴前线对日作战；啸聚在川鄂边境的绿林好汉唐伦等人，也率部千余人来万，请缨杀敌。

　　据相关档案记载，抗战时期，民国政府军政部在万县设立了中央伤兵管理局万县管理处，下辖第十重伤医院、第十陆军医院、132后方医院、第四休养院、第三残疾军人教养院等，可容纳伤病员15000余人、荣誉军人7000人。抗战爆发后，前线负伤官兵被源源不断送到万县治疗。为配合治疗，转运负伤的抗战官兵，万县成立了伤员慰劳委员会，每当有伤员抵达万县港口，即派代表齐集江岸，备有欢迎旗和乐队放鞭炮迎接。同时，组织担架、力夫等随到随送。

　　1938年4月1日，首批伤员140余人由宜昌抵万县港。住院官兵经过疗养痊愈后，纷纷重返抗日前线。据当时《万州日报》报导，1939年8月，有600余名治愈伤员重返沙场。1938年11月27日，第十重伤医院转送伤愈官兵3500人，到万县万家坝第四疗养院继续治疗，同年12月底，第四疗养院将伤愈伤员900名拨给炮兵16团，奔赴抗日前线。(记者 匡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