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魁智四十年从艺不改初衷 称京剧要耐得住寂寞
这些年常在台下看著名京剧老生于魁智的演出,但专访他的机会却不多。一来是他为人低调,很少主动宣传自己;二来是他太忙了,一年中大半时间都在海内外各地奔波演出,就连他的父母妻儿都难得与他团聚。即便身在北京,既是当代梨园领军人物、又是中国国家京剧院副院长兼艺术指导,还是全国政协委员的他,身兼数职,任务繁重,也鲜有时间能坐下来和记者聊聊天。
今年,已经年过半百的于魁智从艺整整四十年。刚刚在欧洲各国巡演《赤壁》载誉而归的他,来不及休息,又率国家京剧院一团赴香港参加第三届“中国戏曲节”。虽然四天五场大戏的演出任务颇为繁重,他连香港的家都顾不上回,连身在香港的妻子儿子都顾不上陪,但却总算抽出点时间,在酒店一层的小咖啡馆里,手捧一杯热茶,面对记者畅谈起自己坚守舞台四十年的心得感悟。对吃喝玩乐皆无兴趣的他,唯有谈到京剧,说了无数遍“太喜欢了”。
在欧洲演《赤壁》连吃七天方便面
记者:听您的老搭档李胜素爆料,说您到欧洲演《赤壁》连吃了七天方便面?
于魁智:哈哈,我到欧洲吃不惯西餐,就一连吃了七天方便面。我这个人在生活上最简单,对吃毫无讲究,甚至饭都可以不吃。我是回族,本身吃的就偏素,再加上脑子里全都是戏,所以对别的没什么兴趣。说实话,除了戏,我没什么其他爱好,到现在连电脑也不会,手机上网也不会;虽然我们全世界到处演出,但基本就在酒店和剧场,哪儿也没去看看,因为要保持最好的演出状态,精力全在戏上。
记者:有京剧界人士说,最佩服您的就是,平时也没见您怎么练功,但舞台上就那么精彩。
于魁智:练功哪能让人家看见呢?!不瞒你说,我从来不在人前练功。这可能和我从小受老先生的传授和影响有关。过去老先生都讲究“练私功”,听说李少春先生家里下午四点以前不拉开窗帘,别人都以为他在睡懒觉,但要真这样怎么可能成为“李神仙”呢?他拉着窗帘,是怕别人打扰,实际上练功呢。听说他压腿时,桌子上面再搁一把椅子,他一边压腿,一边看书,所以他的腿功腰功一直都那么好。你再有好的功底,如果不练功,心里就没底,私底下一定是要活动的,就跟吊嗓子一样,如果不经常练功,很多技巧是很难表现出来的。
记者:听说这次你们在欧洲演《赤壁》,演完后五次谢幕,观众都不肯离开。
于魁智:是啊,五次谢幕观众都在座位上非常热烈地鼓掌,一个起身离开的都没有。外国观众看《赤壁》这样的京剧,就像看电影大片一样,很多观众还跑到后台,专门来看导演设计的布景机关,和道具合影。我们以前到海外演出,也是这种大受欢迎的盛况,2005年我们到英伦三岛巡回演出十六场,谢幕时,观众们把玫瑰花全都扔到舞台台口表示对演员的喝彩和尊敬。观众几乎全是外国观众,而且很多是国外主流社会的上层人物。当时我们选的《打金砖》《野猪林》《白蛇传》这些传统经典作品,也是有意识要给他们显示中国京剧艺术的精髓和特点。他们都为中国演员的表演感到震惊,很多人难以置信《白蛇传》中“盗仙草”、“水漫金山”的白娘子都是李胜素一个人完成的,认为又有演唱、又有武打,肯定是由不同的演员完成的。那次我们去英国前,章子怡刚刚去过,当时正是章子怡最火的时候,但英国主流媒体只给章子怡打了4星,却给胜素打了5星,东方艺术家被评为五星级的也只有李胜素。
到香港演老戏被同行笑称“自残”
记者:这次你们来香港,选择的也是经典传统老戏。
于魁智:我们在欧洲演《赤壁》的时候,一起演出的同行得知我和胜素马上要到香港连演四天五场,再听说是演《打金砖》《贵妇醉酒》《伍子胥》《生死恨》《野猪林》这几个戏,都说我们属于“自残”行为,“谁这岁数还唱这样的戏啊!”但我觉得这是一种挑战。像老艺术家王金璐先生,七十岁还唱《挑滑车》,这就是艺术生命的顽强和延续,我们今天的年轻人需要这种精神。
记者:香港观众好像特别认传统剧目,听香港“中国戏曲节”的主办方说,所有参演剧目都必须是传统老戏。
于魁智:香港观众和现在内地观众的欣赏习惯不太一样。现在内地的戏剧节、艺术节,任何参演剧目都必须经过加工、整理、改编,很多时候如果不是新戏都没有参演资格。而香港喜欢原汁原味、回归传统的东西,即便有一些变化也一定是要立足在传统之上的。我觉的在某些方面,内地也应该有所回归。现在很多剧目越制作越大,越投入越大,但演员的表演空间却越来越小,所有的大布景限制住了演员的表演空间,演员放不开了,创造性的东西就没有了。不过,完全只有一桌二椅的形式也不是我们追求的方向,因为京剧在现在这个时代当中发展也要跟上社会前进的步伐,就像梅兰芳大师所说的“移步不换形”。根据我们这些年的经历和经验,现在的年轻观众还是喜欢舞台上有一些丰富的色彩,喜欢阵容齐整、各个流派齐全的舞台呈现方式,所以我们这次来香港演出的几个剧目在光和景的舞台设计上已经稍微有点突破,无论是舞台形式上,还是在演出阵容上,都希望给观众以最好的舞台呈现,因为京剧在我们这代人手中还是要有所发展和突破。
记者:那您觉得现在内地的京剧艺术欣赏氛围如何?
于魁智:我们现在在内地演出,没觉得京剧不景气。这些年国家对京剧的重视和宣传力度很大,中小学课程中都有相关内容;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不间断的戏曲节目;举办了25年的青年京剧大奖赛,还有青研班、流派班以及音配像等各种对京剧传承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举措,在年轻人心中撒下京剧的种子,如今已经初见成效。我们的戏迷很多都是年轻人;各大学都有自己的京剧社团;还有很多年轻人为我们做网站,义务为京剧做宣传。我们不管到哪儿演戏,都有一批戏迷跟着去,北京、天津、石家庄、武汉、宁波、杭州,包括台湾、新加坡等各地方的戏迷都有。他们看戏成本很高,我听他们说先在网上订好戏票后,就联系旅行社订机票和酒店,一般就订剧场旁边的酒店,有时候我们住哪个酒店他们就订哪个酒店,看完戏后还跑到后台找我们交流。
新戏老戏多条腿走路
记者:您自己更侧重传统戏还是新戏创作?
于魁智:我这几年一方面搞新戏创作,从《弹剑记》《兵圣孙武》《大唐贵妃》《袁崇焕》《梅兰芳》《风雨杏黄旗》《走西口》《知音》一直到《赤壁》;另一方面带着剧团演出,去年我们一年演了130多场戏,跑了全国三十七个城市,基本都是《四郎探母》《红鬃烈马》《穆桂英挂帅》《凤还巢》这些传统剧目。我们还复排整理一些经典剧目,像《满江红》、《柳荫记》,还有今年9月25日参加文化部艺术院团优秀剧目展演的剧目《太真外传》,这出戏保留了当年梅兰芳大师两个晚上演出当中所有的经典唱段,并增加了唐明皇的戏份。
记者:您自己最喜欢哪个剧目?
于魁智:一点都不夸张的说,我都喜欢。有些戏也许观众不喜欢,或者没留下,但我自己接受这个戏时,一定是我喜欢其中的人物,而且每一个唱腔都经过一板一眼的认真排练。每出戏我都很喜欢,都很享受这个过程。每排一出新编历史剧,对我演传统戏的人物理解和创作都有很大帮助;而传统戏的经验对新戏创作也有很多值得借鉴之处;就连唱京歌我也能接受,虽然有人对此有争议,但我觉得推动京剧发展应该“多条腿走路”,我手头就留存了127段京歌资料,很多都是春晚中的演唱,对那些对京剧似懂非懂的人来说,这也是一种影响。不管是哪种形式,最重要是看你自己是不是用心去创作。
记者:您提到春晚,京剧表演在春晚中从黄金时段被挪到零点以后,从整段演唱变成只有一人一句,您的真实态度是什么呢?
于魁智:我对春晚,一方面是享受参与过程,另一方面在这个舞台上,在亿万观众都看着的舞台上,我认为我们就是代表新一代京剧演员的精神面貌,无论是便装还是戏装,都要是一种精神饱满的舞台形象。给戏迷有专门的戏曲晚会,但在这样一个大联欢活动中,我认为只要能有京剧一席之地,能给京剧展现的机会,就是好的。我自己并不需要利用这样的机会“混脸熟”,我走在希腊的大街上,都有人叫出于魁智的名字,已经不需要混脸熟了。
从艺四十年最重要是耐得住寂寞要坚守
记者:今年是您从艺四十周年,您总结自己能够在京剧艺术上取得这么大成绩的原因是什么呢?
于魁智: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取得成功,其实我能够有今天的成绩,就是因为“坚守”。但这两个字背后,是很漫长、很曲折的过程,中间什么干扰都有。像我1982年毕业的时候,当时周围人全都出国留学、下海经商,女同学远嫁东瀛,连第一届大奖赛金奖得主都到香港拍电影了。我们那批同学一共三十多人,一下走了二十多人,当时干扰挺大的。我同屋宿舍的同学,他那边录音机里放着《跟我学》,学英语准备出国,我这边听着《击鼓骂曹》,形成鲜明对比。我们两边对着嚷,也不是成心较劲,但人各有志,大家追求的不一样。我就觉得我从十岁开始练功,留了那么多汗、付出那么多心血,不能轻易放弃。这么多年下来,觉得自己坚守还是对的。我常对年轻人说,京剧要耐得住寂寞,要坚守,你认准了你的目标去努力,中间别三心二意,一定能够成功。
记者:和您接触,发现您对自己人生中的重要日子都记得特别清楚。而且看您百度百科上的从艺简介也特别详细,那都是谁整理的?
于魁智:都是我自己整理的,这是一种习惯。我从艺四十年,所有重要的日子都不会忘记。像1972年4月3日在沈阳京剧院从事京剧表演,1978年9月5日在中国戏曲学院第一次跟叶蓬老师学习《伍子胥》;1982年7月23日进入中国京剧院也就是现在的国家京剧院一直到今天,都让我永远刻骨铭心。时代造就了我,京剧艺术成就了我。不管外界什么样的变化和干扰,但我对京剧艺术的坚守和追求肯定会一如既往。在这方面我一点也不谦虚。对我和胜素现在来说,名和利都不重要,这真不是唱高调。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传承。
非典时录过125个唱段16张专辑
记者:在传承方面您有什么具体计划吗?
于魁智:我们计划联合一些朋友一起把《打金砖》《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等剧目拍成纪录片,大家一起留点资料。一方面这是对自己舞台艺术的梳理和总结,另一方面在大家体能、状态、精力都最好,对剧情、人物的理解都比过去更成熟的时候,把这些表演技巧性很强的剧目以影像的形式记录下来,给后人留下一个研究的资料。像我们现在最遗憾的就是,以前留下来的能给我们学习借鉴的资料太少了。我唱了那么多年李少春先生的戏,但没机会见过他,就是靠看他的影像资料,像《野猪林》的电影,我的老师说,李少春连两条眉毛之间都会说话,我就反复看多少遍跟着学习。像梅兰芳大师的舞台艺术,也就那么短短的几段,珍贵的不得了。说起来,2003年非典时,我和胜素做了一件对我们俩来说惊天动地的事情。我们俩在非典期间录了80个戏125个唱段,出了16张专辑!当时大街上都没有人,我们带着自己的团队把一个录音棚包下来,每天进录音棚之前,大家先站在院子里消毒,然后戴着大口罩进录音棚排练、录音,两个多月一天都没歇。要不是非典结束了,还要继续往下录。
记者:创作方面有什么新计划? 于魁智:我和胜素曾经专程到香港来看经典粤剧《帝女花》,罗家英、汪明荃这些粤剧名家也都是我们崇拜的艺术家、我们的好朋友,我们想把这部戏移植改编成京剧,因为这个作品很适合我和胜素两个人的行当。我们也在约剧作家为我们专门创作新剧本。
记者:从艺四十年,您没打算搞什么纪念活动吗?
于魁智:我这个人比较低调。很多年前就有朋友说,拿出一两百万给我们在人民大会堂搞独唱音乐会,但我们都拒绝了,说要是有钱就给剧团,我们把一出出剧目都给录下来。所以我们现在录剧目资料不发愁没钱,就是因为有强有力的社会后盾帮助我们。我和胜素都认为,不需要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的事情,京剧是细水长流的东西,不适合搞运动,需要稳扎稳打。很多东西需要时间的锤炼,需要自己的艺术造诣经得住观众、专家等各界的品评,需要留给后人评说,而不能靠炒作。
记者:作为国家京剧院副院长,您对剧团剧院建设有什么想法呢?
于魁智:我这一路走来,脑子最清楚,对艺术、对人生、对工作、对周围环境,理解和判断都最清晰的时候,都是在京剧创作氛围当中。所以现在年轻人他们最渴求最需要的是什么,我最理解。无论是我,还是胜素,都会尽量给他们搭建平台。我们这些年积累下的一些资源,一些好朋友,拉来一些赞助,也都是用到剧团里,希望能多给大家创造一些好的条件,让大家不用为钱发愁。哪个演员不渴望成名成家?怎样能让年轻人朝着正确的能够实现自己理想目标的方向去努力,我们身上有使命感、责任感,也有一种成就感,要把剧团带到一种观众喜欢、专家认可的状态。这一次我来香港之前,八十多岁的李世济老师两次找我谈,希望能把国家京剧院一团打造成全国标志性的剧团。这是老艺术家的一种希望和寄托,也是给我们的一种责任和任务。 本报记者王润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