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修复千年书法古碑 先“消毒”后“打针”

◆文物修复人员正在修复古石刻

　　2012年7月下旬，天已入伏，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

　　尽管还不到上午10点，但参加古碑刻保护修复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师生们早已是满头大汗。从天气预报得知，当天临猗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8℃。

　　刘彦琪老师蹲在一块残碑边，小心翼翼地将一团白色浆状物均匀拍打在黑石块上，手掌落下，水汽腾起在石块上，这样的拍打要进行多次，直到白色浆状物粘在石块上，这白色浆状物是种“特殊的药品”。他要“医治”的正是眼前这块黑石块——国家一级文物。

　　石碑是一块不规则的残碑。碑面仅存着45个隶体字，此碑的撰文、镌刻者姓名均不可知。所幸立碑年代尚在，为“建宁元年九月辛酉”。建宁是东汉灵帝的年号，其元年是公元168年，距今已有1840多年的历史。这是山西现存最早的一块文字碑，碑文书体为真正的汉隶。而它身后不远处，就是另一处国家一级文物，被评为我国第一批书法艺术名碑的 “霍扬碑”，距今1508年，碑文书体为真正的“北魏体”。

　　这些石碑是我国文字碑创始时期的遗物，是古碑中的瑰宝。它们将在1年半的时间里，接受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的20多名专家、老师和学生组成的修复保护团队来完成的“分析试验”“诊断”，并进行科学“治疗”。

　　这是有着千年历史的古碑第一次接受“救治”，为什么这些珍贵文物要修复？这些“身宽体胖”的石头怎么“就医”？本报记者走进古石碑修复现场。

　　体检：古石碑身患“疑难杂症”

　　7月底的一个上午，烈日炙烤着大地，室外温度高达37℃，在临猗县博物馆的大院里，十多件石碑石刻排列在临时用塑料棚搭起来的“救护病房里”，隔着塑料布射进来的阳光让大院变成了一个“桑拿房”。

　　在铁质围栏后不到一米的逼仄空间里，修复团队的杨老师和刘老师已是满头大汗，与37℃的高温相比，竖立在眼前1.97米高的石碑更像一块“烫手的山芋”。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的很难想象这个1500多岁的“老人”，竟然病到这种地步！

　　这块大名鼎鼎的“霍扬碑”，现在上面还残留着多年前拓片留下的陈旧墨迹，有的地方断裂、风化，表面不同程度出现了沙化、空鼓、裂纹和剥落。

　　胡东波教授是国内知名的文物修复专家，曾主持圆明园文物修复保护工作，他是这次修复保护行动的主要负责人。“要‘医治’这些古石碑，首先要了解这些古石碑‘病’在哪里？”谈起古石碑，胡东波教授像专业的医生。“‘病灶’很多，需要一个一个来处理。”

　　胡东波教授带领的修复团队用电子显微镜、X射线衍射、红外光谱分析等科技手段对碑刻进行了材质、强度检测，并对碑刻的保存状态进行了科学评估。他们几次到临猗，将每一块需要修复的石刻“病灶”标出，绘制出详尽的“病害图”，“是什么程度的，需要怎么来修复，就像医院的诊断书一样，一字不差”。

　　细致的勘察与系统的分析检测让保护修复团队的专家们深切感到，面对“病情”如此复杂的古石刻，首要的是延续石质胎体的生命，增强它的“抵抗力”。那么，应该选用什么样的“药方”呢？

　　专家们经过反复论证，确定的修复思路分四步：首先是“消毒”，清除文物表面污渍，并采取脱盐、清洗等方法；其次是“打针”，对石刻起翘、裂隙、空鼓和即将脱落的部位进行渗透加固；再次是“修补”，对残缺的碑刻实施黏结、封固；最后是“护理”，改善其存放的场所，防止风化、延长文物寿命。

　　修复：古碑裹进“襁褓”中

　　修复团队经过多次试验，发现这些石刻的“含盐量”远远高于其他地区，而石头的含盐量高，会加速石碑石刻的损坏速度。

　　在和当地文物工作人员沟通后，修复团队了解到，临猗县所在的运城市以产盐闻名，又西濒黄河，不利于石碑石刻的保护。临猗县又是我省的主要粮食生产基地和化工基地，污染较为严重，由于地处盆地，污染物不易被风吹散，使文物保存的环境越来越差。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王凯博士说，“风吹、日晒、雨淋、雪浸哪一样都是石质文物破坏的罪魁。”修复团队赶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找了一些塑料布，在这些露天摆放的石碑石刻上临时遮了一个“塑料屋顶”，算是有了一个可以保护处理的工作场地。

　　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记者小心翼翼地钻进了围栏内的“霍扬碑”修复现场。由于石碑已经占据绝大部分空间，两位同学不得不半蹲着对石碑进行修复。

　　“脱盐处理”是保护修复中的关键环节，对这批古碑刻的脱盐，采用的是传统的“纸浆脱盐法”，这是最简单又没有什么副作用的清洗方式。用纸浆均匀敷涂在石刻上，可以除去石刻内部可溶性盐。这样就可以避免可溶性盐在潮湿的空气中随着温度、湿度变化反复发生反应，结晶析出表面，造成体积膨胀而损失岩面。

　　但这最常规、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却难住了修复团队。胡钢老师说，他们来到临猗后，竟然找不到用于清洗和脱盐处理用的纯净水。“纸浆脱盐”需要含盐量低的纯净水，但他们测试了当地的自来水，盐含量高，又在当地一家一家找纯净水厂家，也没找到合适的水。

　　“可能是这里地表水本身含盐量就高，所以净化过的纯净水含盐量仍然高过标准。大家没想到，这么简单一个环节就把大家难住了。”无奈中，修复团队扩大了搜索范围，他们随身带上了测量仪器，找来一辆车，在临近乡镇中一家一家寻找纯净水生产企业，“进去不说买，先拿仪器测。(纯净水生产)厂家都被我们弄蒙了。”

　　整整找了一天，他们终于在县城外的一家纯净水企业找到了适合的纯净水，为了保障水源稳定，修复团队一下干脆买了200桶，本来就不大的临猗县博物馆院内，一下子到处堆满了纯净水桶。

　　这些来自北大的专业文物保护修复人员，有专家教授、专业老师，有博士硕士研究生，还有文物保护专业的学生，但干起这“泥水匠”的活来一点也不差，几个人挽起裤腿，用手搅和纸浆，将纸浆打碎。而另外几个用纱布将打好的纸浆捞出，将纸浆中的含水滤到合适的情况后放到另一个桶中。而接下来的一批人，拿着处理好的纸浆均匀拍打，黏贴在石碑表面。整个石碑一点一点铺上了白纸浆，最终像被裹进“襁褓”的“婴儿”。整个过程配合默契，一气呵成，像一条生产线，修复人员在处理时没人说话，如同呵护新生婴儿一般。

　　保护：“修旧如旧”的背后

　　19岁的王鑫是修复团队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但他的工作强度却很大。他负责这次修复工程中两块置放在野外的石碑脱盐工作。

　　记者见到他时，他刚刚从40里外的北辛平宜村回来，脸和胳膊都被晒成暗红色。他目前还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在读学生，谈起这次修复工程，他说能和团队里这些大师们学到东西才是最关键的。

　　在野外修复古碑，由于交通不方便，他们常常是一大早就出门，干到下午太阳落山才回来，中午饭就在村子里将就解决。给石碑穿上纸浆“襁褓”后，最怕的就是下雨。他只好自己动手将买来的塑料布按照石碑的规格，量体裁衣做成“雨衣”。这些纸浆三天后将被分片取下，然后编号，一个个进行检测，用检测结果确定下一步的修复方向。一块古石碑常常要这样反复脱盐三次甚至更多。

　　王鑫告诉记者，自己刚刚开始修复文物一年多，就能够参与到这些古石碑的修复工作中，感到非常幸运。“这里面很多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古法’，能学到那些手法，再看看手边的古文物，一下子就有一个中华深厚文化的概念。老师们一再强调的‘修旧如旧’，在这一刻我才懂得其含义。”

　　这边正和记者说着，那边为了让一个石刻得到更好的保护，几个修复专家挽起袖子试图用力将石刻抬起，在其下面垫高，王鑫见状赶忙跑过去帮忙。“古碑的修复需要精工细作和修复专家的严谨专业”，临猗县博物馆的馆长张晓剑说。这批珍贵的古碑多是上世纪50年代后陆续收藏到博物馆的，当时运输条件和保护手段落后，免不了磕碰，对文物造成了损害。由于当时的修复技术落后，对损坏的石质文物多用水泥和石灰来黏结、勾缝，等于对文物造成了进一步的损害。而这次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专业修复人员，将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利用材质、年代和保存环境基本一致的石材与无色的专业胶调配，注入古碑的开裂缝隙中，然后做旧处理，使得文物表面保持一致。“这些古碑刻的保护是非常细致也耗时很长的系统工程。我们希望形成一个周期性的观察和保护”，胡钢老师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期冀。今年临猗县博物馆新址将建成，张晓剑馆长说：“那个时候，这些珍贵的文物将移到室内，对他们的保护会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