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战士的抗联记忆：两个孩子生病不治而死

　　周淑玲(93岁) 口述 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组 整理

　　周淑玲简历

　　周淑玲，女，1919年11月出生，1935年参加东北抗日联军，负责搜集情报和联络工作，1938年与东北抗日联军三军四师32团团长李铭顺结婚，1939年随部队撤至前苏联境内，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沈阳气体压缩机厂党委书记，“文革”后离休，现居沈阳市。

　　我1919年出生，属羊，老家在山东登州府海阳县(今山东省海阳市)。参加革命以前，我们家住在黑龙江宝清县三道河子村。我9岁的时候我妈没了，我就帮这家做饭、帮那家洗衣服，得空了拿着一本国文字典学认字。我十五六岁的时候开始给抗联送情报，我爹、我叔都是抗联的。我挎着个小筐在大山上走，看到敌人了，就向抗联队伍通报情况。

　　为逃过抓捕假出家

　　我十七八岁的时候，被一个伪警察的大队长盯上了，他想把我抓去做他的小老婆，就派了几个伪警察到村里来找我。我舅舅是甲长(解放前保甲制度规定10户为甲，每甲选一管事谓甲长)，他和村里的高甲长当时都很害怕。我说不怕，我到时候拿刀子扎死他。我叔说：“你这么点小孩，能行吗？”我说：“看他能把我怎么样，你给我准备一盒烟吧。”我叔给我找了一盒烟，我就拿着烟去见那几个伪警察，把烟给他们装上。他们看我不害怕，和一般女孩子不一样，也没敢动我，只是告诉高甲长，让他想办法给我做做工作。

　　他们走了以后，我们就琢磨这个事该怎么办，最后想出个主意，就是让我来个假出家。就这样，我就去姑子庙了。不过我没落发，就是天天跟着姑子念阿弥陀佛。那个伪警察的大队长一看不好办了，他也不能到庙里来抓人啊，就不再来了。我知道在庙里不是长久之计，就想办法往外走。有一天趁天黑，我就跑出来了，跑了一天一夜，到抗联部队去找我爹。

　　在部队结婚成家

　　部队不打仗的时候，也种地劳作。有一天我正在地里干活，周保中(时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带着部队经过时看到了我，他回去后就跟李铭顺(时任东北抗日联军三军四师32团团长)说：“我给你介绍一个人，你准保能看中。”李铭顺以前结过婚，他夫人打仗的时候死了。他和周保中关系很好，就问周保中人在哪儿，周保中说在地里劳动呢，他就跑到地里来看，看到我后就跑回去找周保中说，这个女孩不一般，挺不错的。周保中就说，我去给你介绍。

　　周保中去找我爹商量这事，我爹同意了。那时候结婚的事自己不能做主，都是组织上安排的。当时我才十八九岁，李铭顺比我大13岁，但他人长得还可以，而且我们是山东老乡，他老家是登州府栖霞县(今山东省栖霞市)的。后来我们就结婚了。

　　我们那时结婚很简单，也没有什么仪式，把东西搬到一起就算结婚了。结婚那天晚上，我过去的时候，他找了点儿小米熬了粥，我根本吃不进去，那时候女孩子脸皮薄，尤其是农村的女的没见过大世面，不好意思说不吃，就强吃了点。

　　再后来我们有了孩子，一直没办法安顿下来，行军打仗都得带着孩子。孩子吃不好喝不好，还跟着一块儿挨冻。我们家老大老二两个孩子当时跟着我们连冻带饿，病了也没地方治，就死了。

　　劝丈夫宽容弃枪战士

　　说到艰苦，抗联那时候是要吃没有吃，要穿没有穿。有的战士虽然忠心耿耿，但不走实在活不下去，不冻死也得饿死，就把枪往那儿一插，写几个字：“领导，对不起，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得回家了。”当时李铭顺气坏了，要把他们抓回来枪毙。我就劝他不要干预，要走就让他们走，谁都有爹妈，人家愿意干就干，不乐意干你不能强迫人家，更不能伤害人家。李铭顺说：“你说的对，枪毙有什么用呢，不就失去了一个同志吗？走就走吧。”这样战士们都知道了：这领导是好领导，不伤害人。

　　我知道，要是伤害了他们，我们俩可能早就死了。有一次我受伤了，一个姓李的战士腿也受伤了，但是他一直拽着我，掩护我。如果我们对他们不好，他就不一定能这样。

　　在苏联受到调查

　　到了1939年的时候，敌人的力量越来越强，我们的密营都被破坏了，而且要人力没人力，要武器没武器。周保中他们一看不行了，就研究着先撤到苏联去。

　　我们坐着狗拉爬犁过江到了苏联，苏联方面不知道我们是哪来的，怕是日本派来的特务，就把我们都关押起来。当时，我、李铭顺、于保和(时任东北抗日联军三军四师32团政委)和李在德(朝鲜族抗联女战士，于保和之妻)被关在一块儿。关起来后，苏联方面开始审查我们，看我们是中国东北抗联还是日本特务。我们被关着的时候每天就给那么一小块面包，我怕他们男的吃不饱，就和李在德找了点土豆留着吃，让烧锅炉的小伙子把面包给李铭顺他们送过去。

　　后来李在德和于保和先被调走了，李铭顺也被叫出去审查了。过了一段时间又来提名叫我。我心想这是要枪毙啊？又一想，我们是革命的，你能把我怎么样呢？就跟着走了。到了一个地方，门一开，李铭顺在里面坐着，还换了一身衣服。晚上我们俩一起坐火车，就是那种闷罐车，又被带到了另一个地方。到了地方我一看，屋子、床都安排好了，还有个翻译，我才知道我们是被放出来了。从那出来之后，我在苏联部队的被服厂给他们做服装，李铭顺回到东北继续参加抗日斗争。

　　回到家乡亲友不识

　　抗战胜利以后，我和李铭顺回到了宝清县。我当时穿着苏联军装，还带着枪，先看到我四姑父，我上去叫他，他根本不认识我了。回到家，坐在炕上，看到家里还是那个样子，穷，连炕席都没有。我四姑和亲戚们都不敢认我，说我是冒充的。我说我就是淑玲啊，他们看看我这一身打扮，都不相信。后来找到了我叔，我叔看出来了，说这是淑玲。我跟我叔说：“叔，你找两匹马，你姑爷现在在东门那里，车在那里等着呢。”我叔有点不太相信，但还是跟我一起骑马到了东门。我叔见到李铭顺，在东门那儿和我们待了一会儿，我们就走了。后来我们又开始跟着打仗，就再也没有回过宝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