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几时有》新解：苏轼推理发现人性两大弱点

　　中新网8月15日电  近日，学者汪宏华新解苏词，他认为《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不只有词学之技、文学之美，更有哲学之道与政治之新。为让皇上少受干扰，进一步看清改革派的本质，苏轼毅然从充满派系争斗的朝廷下到京城，再到外地。他在孤独中彻悟，封建制度是人性弱点的产物，必须重新修身，以科学的眼光克服人性在时间上的短视，以民主的胸襟克服人性在空间上的自私，才能真正治国平天下，建立永沐婵娟、共沐婵娟的理想社会。苏轼不是真正的保守派，其颖悟水平比改革派范仲淹还要高远，直通启蒙时代。汪宏华的原文如下：

　　一、“明月”蕴含三重意境和周期，苏轼提出以科学民主克服人性弱点

　　首先来探讨“明月”和“明月几时有”的涵义，综合全词可推：第一，“明月”是指晴月、圆月，作者之所以发问，是因为中秋上半夜饮酒时月亮尚在云中，并且稍有残缺；第二，“明月”是隐喻明君，作者回忆当年与兄弟一起喝酒时，朝廷充满派系争斗，浮云蔽日，所以又说“兼怀子由”；第三，“明月”是指月亮这一广义的事物，作者追问“今夕是何年”，是设想自己退回到了月亮未诞生之前的梦寐时代。

　　以上三重内涵分别对应三个时间周期，渐次扩大：

　　其一，写了中秋节一个晚上的月亮变化。上半夜作者与友人相聚欢饮，酩酊大醉，飘飘若仙，但美中不足的是月色晦暗清冷，月形也不是很圆；下半夜回到家中，孤寂惆怅，辗转难眠，但月亮不期然“转朱阁，低绮户”，冲出云层变得格外皎洁而又圆盈了(十五的月亮确乎是越到深夜越圆，十六凌晨为甚)。对此，作者先是认为月亮太冷酷，不近人情，不助人兴，转而意识到它不是人的陪衬，不会迎合人的喜恶，遵循的是天地人之间整体的平衡法则，月之晴圆与人之欢合自古难以两全，天地至公！

　　作者仍未停留于这种认识，继续转折，继续提升，认为人来自天(如“我欲乘风归去”)又高于天，拥有超越于万物之上的智慧与包容心。一个人只要不断发挥想象，自我拓展，便能做到吞吐宇宙、包罗万象，甚至永沐婵娟。注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提出的是时间和空间两方面的扩展，时间上要求人们耐心等待，正确认识月亮的阴晴圆缺周期，谋求长远利益，以彼时之乐为此时之乐；空间上要求无私分享，正确认识月亮照射的普遍性和公平性，谋求整体利益，以他人之乐为自己之乐。如此，我们就不会伤感一时一地的得失了，“此事古难全”的缺憾就解构了。《明月几时有》原来还是一首充满人文精神与辩证思想的哲理词。苏轼的这种思维模式在《题西林壁》中也有表现，它采用了长、宽、高和距离四个空间维度剖析(严格说，远近是透视距离，不能算一个空间维度)。该诗的深层用意是劝人不要陷入寺院式的坐井观天(一维)与虚空冥想(无维)，必须走出去全面探知事物的真面目。现代物理学告诉我们，认识事物的维度越多，越接近于事实与真理。

　　其二，写自己与兄弟苏辙分别前后的君王变化。此前，很多人认为，这首词表现了苏轼的矛盾思想，一方面希冀重返汴京，一方面消极避世，在进退之间徘徊纠结。其实不然，苏轼对君王的评价丝毫不带主观性，也不认为自己的迁贬与宠辱有关，相反，他以为七年前与兄弟在汴京聚会狂欢时，皇帝并不是很开明，如月在云中；朝廷也并不是很温暖，如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因此，苏轼才毅然作出了一退再退的决定，请求外放地方为官(从“我欲乘风归去”又可推，他最初是在天宫即朝廷为官)。当他离开汴京，通判杭州，再调知山东密州后，果然就感受到了皇帝与朝廷的光亮，顿然苦中生乐。

　　那么，作者为什么要反向选择？同一个皇帝宋神宗又缘何忽明忽暗呢？一是宋神宗批准了他离京外放的请求，知臣爱臣；更重要的是苏轼乃大儒士、保守派，秉持“尊主泽民”的儒家理念，他认为皇帝本身并不存在明暗问题，是主政的王安石等改革派浮云蔽月了，将朝廷搅合成阴冷的寒宫了。作者退避既便可让皇上少受干扰，看清改革派的本性。随着改革派逐步被压制、罢黜，朝廷恢复宁静，皇帝也就像月亮似地重现光明了。

　　当然，皇帝也不是天生的完人，他也有一个成长的过程，这场运动就让他经受磨练，日臻完美了，就像是中秋下半夜的圆月。这里，月亮的阴晴变化是权臣制造，圆缺则是皇帝本身的问题。

　　既然苏东坡的外放是出于自愿，之后又取得了预期的成效，他就不应有什么政治上的失落。他辗转反侧只是因为自从离开帝都，就不曾与贤弟苏辙谋面共叙手足情了(此时苏辙任河南推官)。但这也难不倒苏东坡，他立即想出了解决忠孝矛盾的方案——兄弟俩长久共婵娟，千里共婵娟。只要有婵娟就好，只要有明君就好，其它代价都无足挂齿！实际上苏轼收获了四全齐美，个人的境界提升了，兄弟的情谊加深了，朝廷的争吵平静了，君王的眼睛明亮了。如此地狱，我不下谁下？(该词分出三界，朝廷为天宫，京城为人间，外地为地狱。)

　　至此，我们可以发现保守派和改革派存在这样的差别：保守派往往忠君，认为旁人不必对君王和社会制度指手画脚，他们自身具备持续改进的力量和周期，如同月亮由亏转盈，作为大臣只须整顿吏治，照章办事，即可重振朝纲——君有为，臣无为；改革派则认为国家衰败的根源在于皇帝昏庸、制度陈腐，朝臣必须强力干政，革新旧制，方可与时俱进，励精图治——君无为，臣有为。

　　历史上的改革派为什么总是难获成功？因为他们损害君王利益，让利于民，却又梦想得到君王的支持。这就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改革失败，二是改革演变成造反，推翻旧王朝。开国君主可谓是成功的改革家，但他们一旦取得成功就会抛弃当初漂亮的口号，仍旧捡起最能笼络人心的儒家思想和最能保护自家利益的封建制度。如此换汤不换药的改革或改朝，真是不如不改，老百姓遭殃。苏轼以为其根本是人性的弱点在作祟，中国人需要重新修身，克服时间上的短视与空间上的自私，才能真正治国平天下。如何克服？苏轼说，要像认识月亮的阴晴圆缺一样，认识事物的发展周期或规律，放开眼量；要像月光普洒人间一样，广博公正地对待每一位国民，放开心量。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用科学改变短视，用民主改变自私。原来，苏先生既非愚忠，亦非腐儒，他早在11世纪就从时空两个维度推导出了赛先生和德先生。唐宋真不愧是中国的清明盛世，李白以酒为媒提出文艺复兴(《将进酒》)，苏轼则从月亮感悟到了思想启蒙。看来法国学者谢和耐大胆提出的——“在宋代尤其是13世纪，透出了中国的近代曙光”，还是过于谨慎了。

　　其三，写了月亮这一自然物的有无变化，周期大到亿万年。作者表现出了探索天体和宇宙起源的科学好奇心，但显然只是用作虚托，使诗词增添神话与浪漫色彩，不是其本意，无需多论。

　　二、苏轼的保守意在超越封建制度，范仲淹的改革只为实现儒家理想

　　值得深究的是，苏轼为何会提出与范仲淹先忧后乐相反的去悲向乐的思想呢？原因一，个人性格差异。苏轼是天生的乐天派，无论在哪里做官都能随遇而安，乐在其中，留下了许多风趣幽默的故事。范仲淹从小就对自己要求甚高，有一天朋友看到他吃简陋的食物，就同情地送来了些鱼肉，但几天后朋友发现他一筷子都没动，范解释说，我不是不领情，是担心吃了好菜之后，就再也吃不下腌菜和粥了。

　　原因二，政治立场不同。苏轼是保守派，范仲淹是改革派，主持过庆历新政。保守派一般都不愿折腾，知足常乐，改革派则总是不满现状，忧心忡忡。他们俩就好比寺庙中的弥勒佛和韦陀尊天菩萨，弥勒大肚能容，在前面笑迎八方来客，韦陀则手持神鞭站在后面，鞭策自己，鞭策过客，包括滕子京式的作秀庸官(参见汪宏华新解《岳阳楼记》的文章)。宋朝皇帝有福。

　　原因三，终极理想不同。从上文可知，知足常乐只是苏轼的小乐，他还有科学民主社会的梦想。这种梦想的好处是，即使不能很快实现，不能兼济天下，也能教人乐而忘忧，独善其身。范仲淹则只想将封建制度和儒家哲学推向极致，他以为只要所有官员都忧国忧民、克勤克俭，便能实现孟子提出的君民同乐的理想。很明显，这比一般的保守派还要更保守更虚妄。范氏之忧注定无穷无尽。

　　客观而言，苏轼是乐中存忧，忧中寻乐，所以他会在“欢饮达旦”后自求外放，又会在孤寂无眠时构想幸福社会。李白、范仲淹、苏轼，以及更早发出“天问”的屈原，同样是文曲星，同样胸怀天下，颖悟水平却千差万别。苏轼无疑是其中最通透最耀眼的明星，震古烁今！

　　附：水调歌头(苏轼)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