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懊悔少年时染恶习 致使四个妻子守活寡(4)

　　第四节 “福贵人”的命运

　　往常，明眼人冷眼便看得出来，愁肠百结的溥仪自从“祥贵人”——谭玉龄去世以后，心情更是变得郁郁闷闷，而且时常无缘无故地大发脾气：“来人哪！”……“拉下去！”……

　　这些令人心惊胆战的“旨令”，简直整天成了溥仪的口头语。

　　紧接着，不可避免的便是一场大打出手。他让手下人发狠地毒打手下人，如若不然，他便马上迁怒于旁人，使打人的人转眼间变成了被毒打之人。

　　总之，他一度仿佛失去了理智，变得更加暴怒无常。

　　显然，那时日本人为了控制溥仪，也试图从各方面来“驾驭”他。就在谭玉龄逝世不久，那个专门对付溥仪的日本关东军中将参谋、兼任伪满洲国宫内府“帝室御用挂”的吉冈安直，便找到溥仪，五次三番地劝他娶一个日本老婆，又拿来了许多花枝招展的日本女人照片，让溥仪从中挑选中意者。

　　其实，溥仪自有他的考虑。谭玉龄的被害，他还怀疑是日本人搞的“鬼”，怎么能再找一个日本女人睡在身边，昼夜不离地监视着自己呢？

　　这其实是不言而喻的。只不过，他不敢明说罢了。

　　从内心而言，溥仪是坚执不同意的，但出于畏惧的心理，表面上只是委婉地说，如果找个日本妻子，惟恐语言不通。但吉冈转而解释说，那可以专门找一个懂满洲语言的，溥仪又只得推说生活习惯不一样……

　　表面文章做来做去，仍绕不过实质问题。

　　到后来，溥仪终归拗不过老谋深算的吉冈安直，妥协的结果依然是，吉冈代他在新京南岭女子优等学校中“选”中了一个十六岁的女学生。不过，那是一个十分单纯的中国女孩子。

　　她叫李玉琴，是东北吉林省长春市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儿。

　　据说，她的父亲原来卖过豆腐，后来一直开饭馆，家居吉林省长春二道河子附近。其父人缘颇为不错，人称“李老好”。

　　自从李玉琴来到宫内，溥仪就将她安置在同德殿楼上东半部的房间里居住，不久，就又正式地册封她为“福贵人”。

　　从此，这位纯朴的少女就仿佛与外部全部隔绝了。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伪满洲国垮台之前，她始终被“圈”在伪满宫内那个狭小的天地里——大部分的活动局限在同德殿楼上的东部，最大的活动范围也超不出内廷的院落。连见一见父母及亲人都不那么容易。

　　按说，也许难以令人置信，在三年多的宫廷生活中，她竟连伪宫内廷的大门槛也没有迈出去过一次。但事实的确如此。

　　平日，她的生活枯燥无味之极。每天常见到的人也就只能是溥仪，除此外，就是我们几个已经结婚的学生的妻子。像溥俭的妻子叶乃勤、溥耊的妻子叶希贤，我的妻子马静兰以及我的姐姐毓菊英等人。

　　据我所知，李玉琴的父母，只是偶然来到同德殿探望过她。除此外她平时连通信的自由也没有。多么可悲呀！

　　说起来，平日溥仪也不是总与李玉琴“粘”在一起，他也有他自己的规律和事情。

　　起初，溥仪与李玉琴相见，大多都在晚上七八点钟到夜间一两点钟左右。

　　有时候，他与我们吃完晚饭后，再去李玉琴那里。也有时他与李玉琴呆上一会儿，再从同德殿到缉熙楼来吃晚饭，这时，他的心情好像会好一些似的，与我们说的话也多了点儿。

　　自打李玉琴进宫后，溥仪较从前而言，好像越来越对注射男性激素上了瘾，有一阶段，几乎每天必打不可。

　　“听着，毓萳呵，你今天晚睡一会儿，等我睡着了以后你再睡觉……”

　　有一天，溥仪晚饭后对我吩咐说。

　　“是！”我不敢稍有懈怠，于是静静地坐在屋里，连盹都不敢打地等候着他的传唤。

　　那天，他从李玉琴那儿回来已经是午夜之后了。我仍然按照溥仪的“旨意”，在卧室内专心地恭候着他。

　　“准备好了吗？”

　　“早就为您准备好啦。”

　　我知道，他指的是让我给他注射男性激素之事，所以答应得很干脆。而且，事先我的确早已把针头消毒这类的准备事项弄妥了。

　　“这次打多少？”

　　对此，溥仪是一点儿也不马虎从事的。

　　“皇上，奴才还是按平常注射的那么多打。”

　　我小心谨慎地回答着他，观察着他的表情。

　　这时，溥仪“嗯”了一声，也就没再说什么，可当时将我吓了一大跳，以为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呢。

　　实际，任何事儿也没有。注射后，溥仪穿好衣裳，又再次叮嘱我说：

　　“这几次针注射得不错。打今儿起，我也许睡得更晚一点儿，你也得完了事才能睡觉。”

　　“是，是。”虽然我嘴里答应着，当时，我却并不明白溥仪的真正用意。

　　过了一天，到了夜间，我才发现溥仪确实睡得比以前更晚了。他从李玉琴那里回来时，我都困得拿不起个儿来了，而一听见他回屋的动静，就得赶紧勉强挣扎着打起精神，拿起针头全神贯注地为他注射。

　　他回来的时间越来越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