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懊悔少年时染恶习 致使四个妻子守活寡(5)

　　有一天后半夜，我为溥仪注射完男性激素，走出缉熙楼时，外面的麻雀已经吱吱喳喳地叫起来了。这也就是说，天已经快大亮了。其实，当时我的心里也在思忖着，溥仪的生活这么没有规律，注射什么激素都不行呀。生活注意点儿，比这恐怕要强得多。

　　可那时，我全然不知道，溥仪的生理早已经在京城的宫内，就随着他生活的畸形和没有节制而陷于完全病态了。

　　据我后来所知，溥仪与李玉琴之间也根本没有什么夫妻之间的“幸福”可言。

　　溥仪那原本不正常的病态心理，对“福贵人”不可能有哪门子温暖，只是拿她作个解闷的“妻子”而已。李玉琴后来亦曾谈过这方面的情形。她说：

　　“溥仪有一天曾经对我谈起，我一天都是烦人的事情，哪儿有什么欢乐的事啊？只是你一来到这里，我才稍微高兴一点儿。所以你就得千方百计地想办法，让我高兴才对。我高兴的事情，你要做，我不高兴的事儿，你就不能去做。你的任务就是这么简单……”

　　也许，直到此时李玉琴这才明白，自己不过是溥仪在烦闷之时，手中的一个活“玩具”呵！实际上，她也是刚刚过了玩“玩具”的年龄不久。

　　在伪宫内近于囚禁般的生活里，她又拾起了玩具，整天抱着一个大个的布娃娃不松手，算是作为她的精神寄托。

　　宫里头知道的人们中，甚至有人不免说她单纯得近乎有点儿“憨”。话说回来，哪个正值青春妙龄的大姑娘整日里被圈在一个不能轻易见着人的地方，还能够有内心的真正欢乐呢？！

　　偶然，也可以见到溥仪带她去同德殿去看一看电影，虽说都是那些看过了多少遍的旧片子，毕竟在单调的生活中有了一点似乎新鲜点儿的内容。可是，次数少得太可怜了。以后由于战事紧张，宫内干脆就不让放映电影了。

　　于是，这惟一的一点儿乐趣也就没了影儿。

　　愁闷中，李玉琴想方设法地寻开心，竟又独出心裁地学起了骑自行车，在宫内四处逛游，但可叹的是，她连伪宫大门口都没有骑出去过。

　　岁月如流。待她走出伪满宫内府的大门之时，已经是日本关东军遭到彻底失败、伪满洲国垮台的末日了。

　　那些日子，我们在伪满宫内所见之人，无不充满了悲戚慌遽之情，真应了那句话：惶惶然，如丧家之犬。

　　糊里糊涂中，李玉琴跟随溥仪与我们一起逃到了通化大栗子沟。溥仪临走时，曾告诉她过几日再来用火车接她去日本，谁想竟一别十几年后才见的面。

　　哎，回想起来，她在那段日子里，真是一个无福的“福贵人”。

　　当我们随溥仪去了苏联后，她便伴随“皇亲”一行人，在东北飘泊了一阵子。没辙的情况下，她又跟着何长工带领的一支东北抗日队伍，在风雪呼号中行军，颇受了不少的罪，后来总算几经周折，终于回到了长春的家里。

　　尔后，她又由于某种原因，去了天津日租界永平里五号溥修的住处。虽然至此溥仪的下落还不是十分清楚，但是溥修竟然提出了让她为皇上“守节”。她对溥仪当时还存有“迷信”心理，于是也就心甘情愿地为被苏联人俘获走的溥仪，莫名其妙地守上了“节”。

　　这种状况，竟至维持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那，是多少个凄凉的日日夜夜呀……

　　困窘的生活无法继续，她又追随溥修从天津回到了北京度日。

　　恰巧，当李玉琴在北京的那一阵子，我的两个孩子也正在北京无人照管。

　　那当儿，溥修根本顾不上这些，李玉琴就千方百计地照看这两个孩子。可以说，我的这两个孩子基本上是李玉琴给带着的。至今，我的孩子们每逢提起她来，依然是满怀深厚感情的——因为在困苦中共度艰难之人，感情最为真挚，这是常人在常日里难以理解的。

　　多少年来，她每逢到北京，也总是上我家里来看一看。大凡从艰辛的日子里一起度过来的人，谁不记惦着对方给予自己的一点好儿呢？

　　时至今日，我也仍然万分感激她对我的两个孩子和我的一家的情份呢！

　　后来，我才知道，自称为溥仪“守业”，而又只会坐吃山空的溥修，当时生活也极为困难，对李玉琴更加苛刻，连大便纸都不给她买。

　　以至，她一度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当若干年后，我回到了北京，她还向我屡屡叨念起过这档子辛酸的往事。

　　在种种困境中，李玉琴愈加思念着家人，想起来便寝食不安。于是，便又由毓萶陪伴返回了东北长春的老家。因为溥修在此之前，曾卖掉了在天津的一些财产和三所房子，李玉琴临走前才又从溥修手中接过了一些钱，以作回家的盘缠以及日后的生活之资。

　　当时，李玉琴回到长春后仍然不知溥仪的真实下落。虽然她也曾反复、徒劳地打听过，但一直杳无音信。其实，那时溥仪和我们已经从苏联返回了中国，正被关押在东北抚顺战犯管理所。后来，李玉琴得知此信儿，才找到了战犯管理所与溥仪见了面。这已经是后事了。

　　就我这个局内人来看，溥仪的婚姻，无论从哪个方面，都不能说不是个悲剧。

　　而在晚清到伪满傀儡朝廷这一场无可逃脱的历史大悲剧中，他的家庭悲剧——包括与李玉琴的姻缘，不过是必然之中的一个小插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