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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抵制日货需理性,盲目打砸与暴徒无异

2012年08月23日 09:20 来源:北京晨报 参与互动(0)

  8月19日上午,青岛、广州、深圳、杭州等10多个城市均有规模不一的群众聚集、游行,高喊抵制日货的口号,抗议日本右翼分子当天非法登上中国的钓鱼岛。(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这一行动在网络上得到很多人的赞同和支持。

  然而,游行中,一些打砸日系汽车的行为也引起了关注和争议。报道中称:“个别地方出现极不冷静和不理性的行为,打砸同胞开的日系车,让人感觉非常刺眼。”更有不少批评者认为,“抵制日货也应坚守底线,逾越底线,可能将爱国运动演变成戕害同胞的暴行。”也有批评者认为,“抵制日货”并不能从经济上真正打击日本,甚至是“杀敌八百,自损一千”的行为,不值得提倡。那么,究竟该怎么看待“抵制日货”的行为以及其中发生的“打砸”行为呢?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周永生说:“抵制日货并非完全不可行,但是应该是一种理性的行为,也需要在政府指导下进行,不应该盲目。”

  抵制日货砸的是自己财产

  北京晨报:最近,抵制日货的行为引起了社会很多的关注和争论,您怎么看?

  周永生:就目前的情况看,有点儿盲目,特别是出现的打砸日系汽车的现象。这种行为我不赞同。首先,它是违反国家法律的,民众在法律允许的范畴中游行,表达自己的态度,这没有问题,但是不能因此破坏公共或者私人的财物,那些汽车确实都是日本的牌子,但是它们大多是中国人购买的,是中国公民的财产。所以,以破坏中国公民的财产为代价,其实是把爱国理解偏了,甚至走向了反面。其次,目前国内看到的日本车,大部分是在中国生产的,是我国招商引资的成果,引进外国资金,对于我们自己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就日本牌汽车生产来说,大部分是中日合资,因此,打砸也意味着在破坏和损害我们自己的经济。

  北京晨报:那么是否意味着不应该抵制日货?

  周永生: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中日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全面恶化,甚至断绝关系时,抵制日货也并非不行,但是应该是有理性的、有条件限制的抵制,而不应该盲目地去抵制,以至出现伤害中国公民财产的现象。所谓有理性,首先要分清楚到底哪些是纯粹的日货,其次不要采取暴力行为。此外还应该在政府指导下进行,因为政府可以分清楚哪些是中国人自己的财产,哪些是纯粹的日货。

  “抵制日货”并非新鲜事儿,从上世纪初到今天,出现过无数次抵制日货的潮流和行动,同样的,也出现过无数次“争论”,甚至更加同样的是,打砸烧日货的行为总是伴随不绝。那么,抵制日货的行动究竟是不是理性爱国,为什么每一次中日关系紧张,就必然会引发抵制日货的潮流?

  “每买一百元日货就会给日本政府送去5元钱,让日自卫队多造10颗子弹,多印8页反华教材……”这一段话屡屡成为抵制日货的口号,是否真的如此?

  在历史上,抵制日货的行为曾经对唤醒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过重要作用。但是在今天,环境的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都使得我们不能单纯地看待抵制日货的行为,更不能盲目地行动,甚至于伤害到我们自己。愤怒是可以的,但仅仅有愤怒是不够的。

  抵制日货有百年历史

  北京晨报:历史上,我们曾经发生过哪些抵制日货的事件?

  周永生:最早从五四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当时巴黎和会把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让给日本,引起了中国民众的反抗,开始抵制日货的行动。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开始通过武装控制、经济控制等手段全面压制中国,当时知识阶层、民族企业阶层、市民阶层掀起了很多次大规模的抵制活动。那个时代,也是中国人民族意识开始觉醒的时代,在日本大规模侵华之前,中国人很少有民族意识,更多的是皇国意识,对于外人侵略,看得不那么重,就好像鲁迅先生写的“日本人杀给俄国人当间谍的中国人,无数中国人木呆呆地看着”。而在“抗日”开始之后,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才开始成熟。所以,那个时代抵制日货,对于唤醒民族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过很大的作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因为日本产品对中国的大规模出超,再次出现了抵制日货的行动。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05年以后,因为中日政治矛盾,也屡次出现抵制日货的行动。

  北京晨报:这些抵制日货的行为是否是一样的?

  周永生:“抗日”时代的抵制,确实增强了中国人的凝聚力,唤醒了民族意识。而且当时很少有合资的产品,大部分日本在中国的生产工厂、企业,就如同《包身工》里所讲的,是残酷的剥削和压榨下进行的。而今天,整个中国经济环境都是在中国自己的掌控之下,不像以前是被别人掌控,而且有许多企业是合资,所以这个时候的抵制,和以前是不同的。

  盲目抵制与暴徒无异

  北京晨报:今昔不同,表现在哪里?

  周永生:第一,以前日本商品基本上都是纯粹的日本企业生产,所以抵制确实对日本经济会造成伤害,其次,因为战争年代,特殊的国际环境下,它对于民族精神有很好的激励作用。而在今天,大部分人很难分清楚哪个是纯粹的日货,哪个是中日合资,因此,抵制之下,可能也给我们自己造成损失,这个损失甚至比日本更大。其次,今天是一个全球化时代,抵制日货,不仅对中日两国有影响,还会在国际上造成影响,究竟是正面还是负面?或者正负面共存的情况下,哪个方面更大,需要我们考虑。全球化时代也是商品自由流动的时代,竞争不过,就去打砸,与暴徒何异?当然,抵制日货不仅是商品竞争的问题,还有其他原因,但是也要考虑得失。

  北京晨报:那么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呢?

  周永生:中国发展到今天,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大国,既然是大国,就要承担一个大国的责任,给其他国家做出表率。而作为中国国民,也应该逐渐树立起大国心态,不要把中日矛盾仅仅看做是两国的矛盾,更要放在国际环境中去看,我们的一言一行,对日本会造成什么影响,对中国会造成什么影响,在全球中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抵制不是不买日货

  北京晨报:有评论认为,抵制日货并不能真正对日本造成伤害,没有事实上的效果,是否如此?

  周永生:经济意义上效果,不能说完全没有,但要看具体的情况。其一,抵制到什么样的程度,如果只有20%的人在号召抵制,80%的人该买还买,那能有什么效果呢?其二,哪个方面的抵制,是抵制纯粹的日货,还是连中日合资的一起抵制。其三,是单纯地抵制日货,还是综合手段的运用,是否仅仅抵制从日本进入中国的产品?那从中国出口到日本的货物,又该怎么办?比如2010年,中国调整稀土出口政策,限制稀土对日本的出口,对日本的许多制造企业,都会造成比较大的损失,这一方面又怎么看待?

  北京晨报:所以抵制也不仅仅是不买日货那么简单?

  周永生:是的。简单的抵制,即便是抵制纯粹的日本产品,也还有一个替代效应。日本商品在中国卖不出去,它可能会转向开拓更大的东南亚市场,或者转向欧美市场,未必就意味着它一定卖不出去,因此,能否对日本的经济,或者是对日本的企业产生比较大的伤害,都很难说。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不简单的是抵制商品就能够起到作用的。而且在今天许多日本产品其实都是中日合资生产的情况下,抵制会不会给我们的经济带来伤害,也是要考虑的问题。

  抵制日货成为惯性思维

  北京晨报:每一次中日关系紧张,似乎都有抵制日货的行为,这是否成为了一种惯性思维,为什么会这样?

  周永生:我觉得根本原因还是中日经济发展的落差所致。近代以来,五四以后,中日经济一直都存在着差距。即便是今天我们在经济总量上已经超过日本了,但是质量依旧不如。日本经济的发展一直都在我们的前面,他们产品开发占据优势,商品输出占据优势,商品的覆盖面很广,在民众中的接受度也很深,正是因为日本的商品和中国民众的生活非常密切,所以才会出现一旦两国关系紧张,人们就会想到抵制日货的现象,乃至于形成惯性。

  北京晨报:那么,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

  周永生:可能有批评说现在的情况过于愤怒,其实我觉得愤怒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最近这些年来,中日矛盾几乎都是日本先挑起的,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又怎么可能不愤怒,所以,愤怒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另一面,要考虑到,只有愤怒是不起作用的,甚至愤怒推动的行为可能还没有伤害到对方,先伤害到自己。所以,就要思考,怎么样才能全面地制衡对方,真正地战胜对方。要达到这些目的,就需要理性,认真研究两国的态势,找到真正能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懦弱,恰恰相反,是在对方挑起矛盾的时候,找到有效回击对方的方法。

  晨报记者 周怀宗

【编辑:刘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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