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斥学术出版"包装"之风：就像天价月饼的盒子

　　“2011年，全国共出版图书37万种，位居世界第一。但真正有影响、能够和世界前沿进行交流的又有多少？”刚刚落幕的上海书展，举办了我国首个大型学术出版论坛。与会人士细数种种怪现状：一些学术出版项目“给钱就上马”；一些所谓“高水准学术专著”，是“速成品”；一些毫无学术价值的出版物，却在学者和出版社之间看不见的“利益链条”上呱呱落地……与会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表示，对中国这一“出版大国”， “平庸之作过多”的问题，是今后要解决的“重中之重”。“出版是有门槛的，现在中国到了谈这个问题的阶段了”。

　　另据邬书林透露，我国即将出台新的“学术出版规范”，对学术出版的选题论证、内容呈现等出版流程进行细化。“重点要放在正文上，否则只注重索引之类，便是‘舍本逐末’。”

　　一问出版门槛

　　“有很多书遭学界冷遇，致命原因是作者工作有失水准”

　　“当下有些所谓‘学术专著’，好一点的还进入市场，形成市场上的‘垃圾’；有的连市场都没有进入，直接就变成‘垃圾’。”论坛上，清华大学教授刘兵感言。

　　多年来，在学术出版界，“自费出版”、“赞助出版”已是公开的秘密。

　　学术出版，命定“赔钱”么？

　　对这一问题，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昕“讲一句老实话”：“有很多书遭学术界冷遇，致命原因是作者工作有失水准。”陈昕称，过去，学术著作出版，有很多规范，“我们一直强调，学术要真正潜入历史”。但遗憾的是，“我们曾经有的工作流程，都已经放弃了，我们看看今天有多少出版社的选题是经过详细论证的？内容的把关已经非常模糊了。编辑部‘空城计’的现象是大量存在的。”

　　浙江大学教授、浙江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吴光称，现在很多著作是“人云亦云”，毫无创见；有的学术论证不严谨；有的“专著”还犯常识性错误。“这就难怪人家把你看得很低了。”他提及国内某大型学术出版机构。“有个编辑，出版了他同学的七八本学术专著。这七八本学术专著都有那么高的水平吗？它们在学术界看来充其量是中等的。你不想想你这家出版社在全国出版界的地位？就因为是你自己同学？这可以视作学术界的一个笑话。”

　　在陈昕看来，市场的反应是对学术品质最真实的检验。“今天讲中国人的效率非常高，我们出版学术著作引以为自豪的是三个月就能出版，实际上这就带来了弊端。大量的作者并不具备在三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当中产生一本学术专著的能力。哈佛商学院一年才出版40种图书，是非常严谨的。”

　　据介绍，在国外，国际出版商已经把学术出版完全市场化、数字化了。在荷兰有一家拥有三百多年历史的布瑞尔学术出版社始终不懈地在学术出版领域耕耘，成为全球顶尖的商业性学术出版社，它的赢利能力十分可观，跻身世界最赚钱的几大出版社之列。

　　二问资本

　　“大量科研经费，转化成项目书的高额补贴，进入出版社”

　　清华大学教授刘兵称：“近期，不管是自然科学领域还是人文社会领域，各种基金资助力度都有极大的提高，但目前还很难说研究质量得到了相应的提高。有一些事例让我感觉到：当各种基金多了以后，对学术发展到底会造成怎样的影响？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观察和研究。”

　　社科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对记者表示，国家出版基金已有超过3亿元的规模。但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在论坛上“愤慨”：“有些用了国家出版资金的学术书，居然连索引都没有。”

　　复旦大学教授骆玉明称，就好的学术项目，国家给予资金支持本是好事。但确有一些学术项目变成了一种绑架，拿了很多钱去编一套很大的书，印得很好，然后交给出版社一定的费用。“做研究的人和做出版的人，就讲三条：坚持自己的学术水准、学术良知、学术趣味。”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昕表示，大量的科研经费，的确已经或正在转化成为项目书的高额补贴，进入到学术出版机构，“老牌的出版社也不能免俗，看看最近出版社出版的质量水准就知道”。

　　陈昕现场发问：“一年出版30余万本书，严格来讲，中国不具备这样的内容生产能力。回过头来再想想，究竟有多少学者诞生了？讲美国学术出版或者世界学术出版，会谈到大量的学术品牌出现。我们的学术品牌有多少？”

　　三问形式与内容

　　“我们现在遇到最大的问题是，非常有价值的观点，太便宜了”

　　论坛上，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现场发问，“自然科学的主要文章，以拿到国外发表为荣。然后国内需要时再花高价买回来。这一现象，也已蔓延至社会科学领域。国内出版界是否失职了？”

　　与单篇高质量论文“出海”有别，求“大”求“全”，动辄出系列专著、丛书研究，已成当下学术出版时尚——不管“系列”、“丛书”有多少思想内涵。就此，复旦大学教授俞吾金称，“思想是学术的灵魂。我以为，学术出版第一条就是看有没有创新，没有创新根本就不应该出版，因为这违背了学术出版的规范。” 俞吾金“希望学术出版界能重视优秀的单本的学术著作的价值，不要总是出版丛书、系列。过往历史上著名哲学家的著作，有哪一部是以丛书形式出来的？” 学者南帆称：“我们现在遇到最大的问题是，非常有价值的观点，太便宜了。”

　　俞吾金感觉到当前学术出版界“包装”之风太盛，除体现在过度追求“丛书”、“系列”等规模效应，还体现在装帧的不必要的奢华上，“这像一些天价月饼的盒子，虽然很漂亮，但归根究底还是垃圾，扔到垃圾箱里让垃圾‘看上去更体面’而已”。清华大学教授刘兵感言：“形式上，学术专著越来越多，印得越来越漂亮，但‘垃圾’的比例远超人的想象。”

　　刘兵同时表示，“讲学术出版有一个大前提，有好的学术著作、研究成果，才能谈及好的学术出版。目前，国内学术环境、学术氛围和学术评价机制还不很理想。”参与制订国内“学术图书出版规范体系建设”的社科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也承认：“规范、推行学术出版的规范，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特别是在先有的学术评价体系之中。”上海社科院研究员熊月之“回看近代上海出版，那时候学术界没有考核GDP，没有考核‘今年发表三类文章，明年要出版一本书’的压力。那些学者出书，心里非常淡定。”

　　四问“把关”

　　“学术出版成败关键，是编辑对学术内容的判断与锻造”

　　对目前存在的学术出版水平较低、人文社会科学泛化、低水平重复、质量鱼龙混杂甚至抄写剽窃等诸多现象，社科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称，这些现象存在，出版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不管抄写的也好，剽窃的也好，最后是通过正式出版物从你手里出去的，你是最后的‘把门者’，所以打板子必须要打在出版者身上。”

　　中华书局总编辑徐俊称，出版是学术研究呈现的最终环节。出版社成为市场的主体，传播功能在增强，并不意味着评价功能的放弃。坚持专业的、高质量的学术出版，是对学术界、对作者的一种承诺，也是对读者和受众的保护。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昕称，“学术出版成败关键，是编辑对学术内容的判断与锻造”。“编辑得专业化、职业化，既要与学术界有沟通对话的能力，又要有基本的学术判断力和出版整合能力。专业化是判断力最基本保证，是提高学术出版、内容提高的基础。出版社要特别培育编辑的纠错、提升、补缺能力，这种能力来自于编辑生涯的延续性。”

　　上海大学邓伟志教授用“三严、三敢”描述了他心目中的学术研究和学术出版。既要保持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明的规范，更要提倡敢想、敢写、敢做。浙江大学教授吴光称，“要把握当前发展趋势和焦点，得看你出版社的眼光、编辑的眼光”。上海大学王晓明教授称，“一个出版社有前瞻性没有用，现在要整个学术出版的前瞻性。”“社会生活加速改变，出版界必须对正在展开的学术领域及其相关变化有了解。这对学术出版有更高要求。”

　　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强调：“学术出版是整个出版的根基，反映的是我国出版界的眼光和水平。从某种意义上说，高端学术出版的实力，折射了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思想创意、观念文化对于世界的影响力。”邬书林称，欧美顶尖的学术出版社，眼下可以实现和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人文学者紧密互动，在第一时间以电子出版物的形式推出全球最新、最重大的学术成果。

　　作者： 朱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