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故居、丰子恺故居成文保典范 让居民受益

　　由于只将半地下室设作陈列馆，蔡元培故居的居民并未受扰。 　

　　既然徐光启故居、《新青年》编辑部旧址等文物保护单位都如梅园般，其内居民不堪忍受游客的私闯拜访，那么，有没有尚有人居住、不存在此类矛盾的文物保护建筑的案例呢？

　　记者日前调查发现，蔡元培故居、丰子恺旧居即为不打扰居民生活，可良性保护文保建筑的典范。与此同时，相关专家也对该现象支了招，表示不该将法律的硬性规定与老百姓的利益隔离开来，“一定要让居住于内的居民受益。”

　　记者 罗丹妮 实习生 曹之光

　　典范1 蔡元培故居

　　受政府支持利用原半地下室尽量不扰民

　　受复旦大学文博系陆建松教授推荐，记者走访了位于上海市华山路303弄16号的蔡元培故居——蔡元培生前最后一处居所，1984年被评为上海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记者8月17日采访故居的当班工作人员获悉，新中国成立前，蔡元培租借了此法国人建造的洋房。“当时，蔡元培一家对这套房屋就只有使用权，没有产权。到了新中国成立后，房屋被收归房管局所有，蔡家亲属依旧租住在这幢楼的二、三层。”

　　如今作为一楼的展览厅原来是一个半地下室，地面潮湿，不能住人，归物业所有，在2000年房屋整修之前，此处每年夏天遇暴雨都会进水，据居民说：“弄堂里的老鼠、苍蝇都是这里逃出来的。”

　　这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称：“当时，是由静安区政府、文史馆、北大方正三方出资90余万，共同筹建纪念馆。日常维护由区政府负责。最近一次大修是在2010年世博会期间，安装中央空调，重新铺建地面防湿工程，还将屋顶全部进行了翻修。”

　　有了纪念馆，蔡家亲属的生活再未出现被突如其来的游客打扰的情况。静安区文史馆副馆长钱玮则补充介绍说，“2000年纪念馆开放后，蔡元培的小女儿蔡睟盎女士（在世时）常常下楼义务讲解。2007年，静安区政府出资400多万元为原居于三楼的蔡元培的小儿子蔡怀新进行了房屋置换，而家属也向纪念馆捐出了更多的文物，丰富了馆藏。现在，故居三楼作为陈列馆，每周三开放，展示珍贵文物原件。”

　　典范2 丰子恺旧居

　　“民办公助”开创建筑保护新思路

　　若说蔡元培故居居民生活不被打扰，文物保护单位被保护得好，得力于政府的鼎力支持，那么2005年政府挂牌为“文物保护建筑”的丰子恺旧居，进行的由后代出资置换、政府支持开展“修旧如旧”的保护性修缮，则在申城开创了不扰民、“民办公助”恢复名人故居、保护文物建筑的新模式。

　　丰子恺旧居坐落于陕西南路39弄(长乐村) 93号，丰子恺于1954年迁入，这也是他人生最后定居的寓所。在旧居门前，记者看到了面向探访者的温馨提示：门铃下，粘贴着一张被塑封的便条纸，上面用大号字体写着接待游客的时间，以及其他时间如有需要联系的电话号码；旁边还对应“铃→转→推”的字样画了漫画，下方则写着“开啦开啦”，并配有一个笑脸画。因为有直达二、三层丰子恺旧居的门铃，又贴有详细的文字说明，所以此处一楼居民的生活并未受到游客的打扰。

　　据上海丰子恺研究会秘书长朱显因介绍，2008年时，丰子恺的后人花费350万元购回了二、三层共65平方米的住宅面积，整修后恢复了当年的模样，2010年正式面向公众开放。旧居由丰子恺研究会会员志愿者轮流值班照看，研究会会象征性补贴他们一点交通费及饭贴；每周丰家后人会抽出一天时间在此做讲解。

　　至于文物保护建筑的经费，除了丰子恺后人在旧居回购时留下的一笔维护费用，丰子恺研究会募集的资金、会员缴纳的会费，政府方面的支持外，在丰子恺旧居代卖的丰子恺绘画或著作书籍，以及与之相关的衍生纪念品收入，研究会申请的区文化发展基金项目的部分资金，都会用于该文物保护建筑的日常开销维护。

　　》文保三大难点

　　经费不足 民间力量薄弱 保护理念缺乏

　　在与专家的交流过程中，记者总结发现，目前历史文物保护方面普遍存在至少以下三方面问题：

　　一、政府经费不足。

　　虽然文物保护法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该把文物保护经费列入地方财政预算，并且要随地方财政的增长而增长，但在现实中，此规定没有可操作性，且缺乏监督机制、协调机制。

　　二、民间力量极其薄弱。

　　据了解，阮仪三教授自己曾申请上海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但当时审批过程就相当困难，不像国外，各方民间机构都能较容易地介入参与历史文化建筑的保护工作。

　　三、人民文物保护理念、历史文化建筑有关的政策或条例的缺乏。

　　许多现住在文物保护单位内的居民，认为产权非自己所有，所以未自发产生修缮保护的责任感，也没有看到所住建筑的历史价值所在，形成相应的认识进行力所能及的保护，而对于历史文物遗产的破坏者，亦没有正式的文物违法问责制度等。

　　同时，从产权关系看，目前的文物保护单位的产权责任属于房管所，但资金却不一定用于文物保护，文化局懂文物想保护却没钱保护，这就需要更上一级人民政府予以协调，做好文物保护工作。

　　》专家支招

　　复旦大学文博系教授 陆建松

　　应该让文保建筑所有者或使用人受益

　　“住在文物保护建筑内的居民生活受打扰，是肯定的。”在复旦大学文博系陆建松教授看来，包括文物保护建筑在内的文物遗产保护，离不开当地老百姓，特别是使用者、所有者的保护。“为什么保护遗产？遗产保护为了什么？为谁保护遗产？要做好遗产保护，一定要让遗产所在地的老百姓受益，包括它的占有者、管理者、使用者，使其觉得遗产保护对他们也是有益的。”

　　他举例说，若是不考虑当地百姓的利益，开发结果就跟丽江、黄山相似：只对旅游集团和利益集团有利，丽江古镇的当地人不愿住在原来的房子里，现住住的都是温州等外地去的生意人。就这点言，西递宏村、乌镇的做法就很值得借鉴，老百姓若没条件保护，政府下发补贴，或发展旅游产业让遗产的主人、使用者受益，这样，他们才会真正地关心、维护文物遗产，游客去拜访观光旅游，他们自然也非常欢迎。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1条第一款规定：“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由使用人负责修缮、保养；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由所有人负责修缮、保养。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有损毁危险，所有人不具备修缮能力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帮助……”他表示，“文物保护法的硬性规定较多，文物保护法的配套政策和工作却没跟上。不应该将法律的硬性规定与老百姓的利益隔离开来。”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顾晓鸣

　　开发部分或转移产权达到多赢效果

　　一厢是游客慕名而来私闯民宅偷果实盆景，一厢是保护建筑破旧不堪无人管理修缮，究竟该怎么解决类似梅园这样的文物保护单位遇到的现实困境呢？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顾晓鸣支招说，政府可以将梅园其中的几间房间买下来开发为博物馆，或作其他供游客旅游参观的公共空间，其他房屋则作为普通的住宅小区进行管理。“政府开发的空间与居民的住宅小区并不是对立的关系，如何开发应该与周边居民商量，探索景点是文物保护单位一部分的和谐发展模式。”

　　顾教授称，新天地片区双轨管理的模式，正是中国文物遗产保护前进的表现。“现代的文物保护单位应该引入行业机构、社会团体等民间资本，采取社区居民、参观者、政府、地产商，利用经营方等共创多赢、互动发展的模式。”

　　该观点与复旦大学因曾经研究上海历史，而对文物保护建筑有深入思考的李天纲教授的建议基本一致。李教授认为，梅园可仿效巴黎、伦敦、罗马等老城市的保护建筑，把产权以合理的方式，转移给建筑内的居民。他们世代居住，对其有浓厚的感情，让他们在使用中保护文物建筑，效果会更直接更好。如果他们不胜负担，愿意再转让产权，则可以让愿意保护的法人、自然人进去修复。

　　李教授指出，国内已有城市引进了该办法。

　　在广州，以前几代人是租住房屋的“二房东”，被称为“经租户”，如今他们中很多人都获得了产权。

　　在苏州，最近十年里市政府承诺停止拆除老街坊，将老城居民的产权、承租权转移出来，出让给一些有能力，也愿意保护老房子的人，前提就是不能拆除。这几年苏州平江路一带片区，开始通过这种方式进行完整保护。在妥善保护建筑的前提下，市政府、开发商和老居民、新业主合作，从而达到双赢或多赢的效果。“不愿意住‘破房子’的老居民可以转移出去，愿意修复“老房子”的社会各界则可以替换进去。”

　　》他山之石

　　（一）在英国国家的文物遗产保护资金中，民间募集的所有文物遗产保护经费占据了52%，如成立了英国文化遗产彩票基金等；

　　（二）德国柏林法律规定，木结构建筑的房屋外墙必须隔7年粉刷一遍，若房主未按规定粉刷，政府代为执行，钱由房主付，另外德国法律规定，对于破坏历史文物建筑的人，最高将判处7年有期徒刑；

　　（三）日本名人故居一般都是对外开放的，门口会挂牌写明诸如“每天下午5：00~6:00与周日可以接待您参观”等字样，游客参观时，将自愿给付、多少不限的参观费放入门边的小盒中，作为名人故居的现住后代，他们一般都对此拥有强烈的自豪感，街坊对其也非常尊重；

　　（四）位于德国特里尔小城的马克思故居也遵循着宅内亮灯，游客可进入参观，若灯不亮，游客请勿按门铃打扰的开放规则。阮教授说，他去拜访时，开门的是燕妮的孙女，聊起来很亲切，其亮灯开放的规则也很有人情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