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山东大旱灾200年一遇 饿死人数上千万

　　韦钦国

　　光绪初年山东大旱。最严重的时段集中在1877和1878两年，所以，这被后世史学家称为“丁戊奇荒”。这次大灾留给人们的不止灾难本身，还有官府的救灾方式及管理创新与民间自觉。

　　大旱之年 数祸叠加

　　气象学家对山东气候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即“十年九旱”，满清存续268年，山东有干旱记录的就有207年。而以山东为主、遍布华北的这次大旱，从1875年开始，持续四年，干旱程度为200年一遇，饿死的人达千万以上。

　　早在光绪元年(1875年)此次干旱就已经在山东露出苗头，这一年全省已有38个州县干旱，烟台“但见油然之云并无沛然之雨，井干田裂，河枯渠尽，锄犁不能开垦，小麦收获无望”。据当时《申报》报道，青州府“秋冬雨雪仍然欠足，麦难播种，农民失望，以致室如悬磬，野无青草”。到了1876年，山东97个州县出现大旱，全省收成不到三分。1877年，旱情仍未结束，鲁北、鲁中、鲁南63个州县被旱，灾区出现了“道殣相望、赤地千里、草木皆枯”等令人触目惊心的惨状。

　　1877年5月间，寿光、乐安两县又遭遇冰雹。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干旱、冰雹、蝗虫之后又有疾疫流行。如在济南城内乡间，“一月之内因疾病和饥饿而死者达万人”，烟台、乐陵等地染病者亦难以计数。

　　粮食大量减产，居民食无所依，饥民抛弃家园外出逃荒，出现了大规模的流民潮。与山东仅一海之隔的辽宁成了山东灾民的首选之地，山东人逃往辽宁奉锦一带一天可达上万人。前几年引起轰动的电视剧《闯关东》，固然彰显了山东人大义、担当、承压精神，但又有谁知道“饥民逃亡”背后妻离子散的辛酸血泪！至1877年4月底，逃出山东而投奔他乡者已有300万人，不少地区人口仅有原来的一半左右。

　　赈灾济困 官府在前

　　连续干旱导致农田失收，粮价疯涨。据《光绪初年华北的大旱灾》一书显示：1876年山东大米每斤涨至16文至20文不等，小麦、小米涨价更多。不少人家为了购买粮食，只好变卖家产，或以农具换钱，耕牛被卖掉或杀死充饥，桑树被砍去换钱，青州一带的灾民只能以米糠、麦麸、树皮、草根、草籽等充饥。据1877年《申报》记载：“在济南饿死一万五千人，在烟台，饿死者以千百计，至1877年，全省饿死不下五十万人。”

　　“丁戊奇荒”发生后，处于内忧外患中的清政府多方筹措赈银赈粮，效果总体来讲还不错。1876年，清政府谕令山东巡抚丁宝桢对灾民加以赈恤，拨赈银43000两；令山东当局派员设厂施粥，认真经营、妥为筹划，“毋使流离失所”。随即，益都官办赈局有9处，各局相隔二三十里，一局大约有饥民6000人，每日发给每个饥民的小米合钱10文。临朐县官办赈局10处，相隔20里至50里，每人每日发给小米粉3.5两。光绪帝先后五次下谕缓征灾区州县的地租杂课及旧欠赋税，在相当程度上减轻了灾民的负担。

　　1876年6月5日，丁宝桢上奏清廷欲招邻省米麦杂粮商贩前来售粮，以补山东之不足，同时请求在商贩经过关卡时免抽厘税，清政府均应允。丁宝桢还用银33534两到奉天购买杂粮、谷米运往山东灾区作为赈粮；又派人往直隶宁津、河间及奉天牛庄一带采买荞麦620余石，作为种子，发给民间播种。当年10月，丁宝桢调任四川总督，继任山东巡抚的文格再次筹银92000两买米买粮，在省城及德州等处设粥厂。

　　山东当局还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帮助灾民度过荒年。1876年，曹州知州恩奎报请丁宝桢拟修护城堤，丁拨库银10000两以示支持。丁从恩奎的报请中得到启发，又从运库拨银13000余两，招集饥民修筑利津县富国盐场的灶坝；拨银6000两，疏浚潍县海口。

　　士绅大义 教士援手

　　值得一提的是，在救灾过程中，初步出现了市场化的萌芽。负责赈灾的李鸿章专门邀请大资本家盛宣怀打理全国尤其是华北救灾一事，盛宣怀亲力亲为，在河北献县创办了“纺织局”，教灾民织布技术，将收上来的布匹换粮或作军用，“彼此获益”，这显然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以工代赈”，实际上就是“以商为赈”，这是对“市场赈灾”的尝试，李鸿章给予认可，认为此举是“养民不若令民自养”。

　　中国民间从来不乏温情。灾难面前，中国士绅甚至被灾民称为洋鬼子的外国传教士等也利用各种方式参与救灾。这些在民间有着较大威望的乡绅不独来自山东本地，有的还来自江南甚至国外等，甚至波及南洋、日本、美国。1877年春，江苏绅士李金镛、严作霖等到山东青州设立江广助赈局，并在《申报》上发表“劝捐山东赈荒启”，号召“绅商善信”，“踊跃输资”。

　　作为首善之地，济南官绅率先捐资在郊外搭棚施粥，报名领粥者22000余名；在灾情较轻的潍县，5家较富者捐银18000两赈济灾民。唐景星为山东饥民劝捐，2个月筹赈银30000两，衣服万件。据《左文襄公全集》载：有“红顶商人”之称的胡雪岩捐赈银2000两，白米500担，制银3100串，新棉衣3000件。鉴于灾荒中出现大量无家可归的孤儿，收养幼孩也是江南绅商在义赈中的重点工作之一。据1877年8月16日《山东抚详报赈务禀》所称：“现在两局共收一千四百余名，除亲属陆续领回外，尚存六百余名。”

　　灾荒期间，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正在青州府传教，他在向烟台的外国外交官和传教士求募的同时，还投书《北华捷报》和《申报》刊登山东灾情，以求引起社会的同情。李提摩太将赈银分给益都等地饥民2万余人，每人每日给钱20文，每5日一发，共计13835两。除直接发放赈银外，一些传教士还利用职业特点，收养饥饿幼孩。至此，人们对传教士的看法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不再如先前那般敌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