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旬书法大家高式熊：日本所有好相机我都摸过了

高老从年轻时候开始就是照相机、音乐发烧友

2003年程多多为高老画的画像(局部)

　　特约撰稿 潘真

　　今年92岁的高式熊以篆刻、书法名世，是中国书坛的寿星之一。他是中国书协会员、西泠印社副秘书长、上海市书协顾问、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有别于许多同行的是，除了谈写字、刻图章，谈摄影、谈音乐他也头头是道。原来，很久很久以前，他就开始玩照相机了，而他的耳朵早就被好音响、好音乐宠坏了。面对其传记的作者潘真，高式熊先生谈了他上世纪60年代那些好玩的事。

　　日本所有好相机我都摸过了

　　少年时代，母亲给高式熊买了第一个照相机——十几块钱的蔡司伊康。不久，这件宝贝被朋友借走，从此没有下落。他念念不忘，直到另一朋友买了个二手柯达照相机送他。当时，因为胶卷太贵(120胶卷每卷3.45元)，有了照相机也不太玩得起。

　　后来，进了上海维纳氏电工器材厂，他意外发现老板也喜欢玩照相机，和自己很有共同语言。老板在静安寺开过一家雪鸿照相馆，正是他之前买照相机的店。公私合营后到了上海电影机械厂，在社会主义学校学习期间，他担任班里的文体副主任，全权负责校庆的舞台设计、请演员、拍照。为了拍照，回厂里向组长借照相机，组长不肯，“这只机器，要500多块，不好借的！”演出照片没拍成，他发誓无论如何自己要买一个好照相机，哪怕卖掉皮袍子也要买！

　　1961、1962年时的月工资，只有100多元，可他花80元买了一个上海牌581型照相机。没多久，又买了个582型。后来看到南京电影机械厂出的“紫金山”照相机更好，又买了一个。这样，在照相机是绝对奢侈品的年代，他一下子拥有了三个照相机。

　　从此，买照相机成了一个习惯。在上海或出门，但凡看见好的名牌照相机，他就会买。收藏照相机的名声传开去，各路朋友手里有好东西，也会送上门来。最近，摄影家协会一位副主席刚刚送了一个照相机给他。“我的包里，至少要放一个照相机。莱卡我有三四个，佳能5Dmark2，日本所有的好照相机我都摸过……好照相机，可遇不可求的。”至今，他收藏的名牌照相机，数量多得连自己也说不清了。

　　与大藏家钱镜塘“因照”为友

　　1962年，西泠印社60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成立。他带了三个照相机去，120的、135的上海牌各一，还有一个双镜头的禄来牌，专门聚焦于老一代篆刻家，拍了五六十张不同角度的单人创作照。同时在场的新华社、《浙江日报》摄影记者都忙着拍主席台、拍横幅，拍大场面、拍领导，后来发稿时需要篆刻家创作照片了，只好求助于印社。高式熊就把自己拍的照片连底片都给了人家。

　　一次在西泠印社开会，遇见大收藏家钱镜塘，听说钱先生的藏品需要拍照。此前，是把藏品分批拿到河南中路附近的昭通路15号容新照相馆去拍的，价钱自然贵得不得了，而且珍贵文物拿进拿出很不方便，也不安全。那时候，高式熊已迷上摄影，就自告奋勇“让我来拍”。二人虽然年龄差了14岁，但非常谈得来，于是开始了合作。

　　因为常常有精品字画真迹可以一饱眼福，高式熊兴趣很高，有空就骑了自行车从四明村到茂名路159号钱府，有时一星期去好几趟。拍藏品要求极高，用的是俗称“大片子”的反转片，3元多一卷，只能拍八张。钱镜塘的收藏，分成各种专题系列，如八大、荷花等等，他就一个一个分门别类拍过去。

　　这样拍摄了整整一年。有一天，他问：“拍得差不多了吗？”钱先生笑道：“才拍了一箱。我有一房间藏品呢！”尽管1960年代圈子里都在传说 “钱先生收的东西不得了，专门雇了人管的”，但听到这一箱与一房间的说法，高式熊还是大大地吃了一惊。

　　于是接着拍。断断续续拍到文革来了，还没拍完，钱氏藏品到底没逃脱浩劫。

　　家里音响功放必须自己组装

　　高式熊长了一张富于雕刻感的外国人面孔，因此多次应邀客串电影、电视剧里的老外。在电影《万水千山总是情》中演一位国外摄影师，道具正是自家收藏的上世纪初产的柯达格林福照相机。

　　私营的维纳氏厂并入国营的电影机械厂后，小时候装过无线电的高式熊如愿成了录音机组的电讯工。当时的录音机，用的是与电影胶片一样尺寸的35毫米宽磁片，与之配套的录音，不管是原始录音还是录音棚录音，要求都相当高。试音，最常用的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与外界听到的声音根本是两个味道。录音师空着手进门，好多个喇叭同时试音，他讲得出任何一个声源出了什么问题。

　　每天上班，听的都是最高级的声音，耳朵听刁了，以至于后来自己家里的录音机需要5万元一套，OTL、OCL功放必须是自己组装的才能听。

　　电影机械厂的职业生涯，练就了高式熊对音响音质的敏感度。所以，在电视剧《一号机密》中扮演1930年代的上海爵士乐队吹奏手，对他来说小菜一碟。还有一次，在美琪大戏院听邓丽君歌曲演唱会，他乍一听就说 “有问题，音响没调好”，音响师马上跑去补救，不一会儿，一旁懂行的朋友赞叹“声音完全两样了”。

　　上世纪60年代练就电吉他

　　很偶然的机会，他听到一种特别好听的乐器声音。交响乐团的朋友告诉他，那叫夏威夷吉他。隔了几天，朋友送了一把吉他上门，声明“无限期出租”，当然是有条件的——要他写一个《铜雀台赋》扇面。

　　他骄傲，“我的吉他老师是柳中尧先生！”柳中尧可是当年音乐界的名流，与在上海国立音专任教的音乐家黄自齐名。柳氏家族在上海建有国泰电影院。柳中尧曾是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改编过国乐代表曲目《春江花月夜》。他这个连简谱都不认识的学生，买来夏威夷吉他曲子的书，与四五个同好一起学得煞是投入，课后勤于练习，进步还蛮快的。

　　后来，专业人士介绍他进了和平口琴会，他成了一名负责电口琴、电风琴、电吉他部分的队员，也开始接触贝司、西班牙吉他等乐器。那是1961、1962年，上海正风靡轻音乐，口琴会平时白天排练，晚上骑自行车到处演出，很多大学回荡着他们的琴声。一次应邀在国际电影院演出，报纸预告了，票子卖完了，为满足没买到票的听众而加演了一场。还有一次是科学会堂的暑期音乐会，黑市票价翻了几倍，他这个业余选手竟与葛朝祉、周小燕等专业名家同台演出。

　　2006年出访洛杉矶时，高式熊说起平·克劳斯贝的某支名曲是吉他伴奏的，美国人很诧异，“你怎么会知道平·克劳斯贝？”他告诉对方，自己家里有平·克劳斯贝的唱片。他回家找出那张伴奏碟，还有电影《泰坦尼克号》的伴奏碟，“好的伴奏，有劲！听上去骨头也酥脱了！”

　　电影机械厂的《梁祝》伴奏带，使他悟得音乐的气势，“那是无形的气势，而公孙大娘舞剑是有形的气势。”这些，是否都潜移默化到了他的作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