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卡帕在中国：把宋美龄给的鸡尾酒泼进盆景(2)

　　《四万万人》和蒋夫人

　　1938年1月21日，卡帕和纪录片摄影师约翰·费恩豪特从法国马赛登上了“阿米拉”号邮轮，驶往香港。导演伊文思则从美国洛杉矶乘飞机出发，他从好莱坞找来了投资。

　　这三个人，是伊文思中国抗战纪录片摄制组的全部成员了。饶是如此精简，伊文思拉来的投资仍不够用。于是，卡帕在为摄制组工作的同时，还要为美国《生活》杂志拍摄新闻照片，由《生活》杂志负担他的旅费。

　　邮轮从马赛到香港航行了一个多月。与卡帕同船的还有他熟识的两位英国年轻作家奥登和伊舍伍德，他们也要前往中国的抗日战线采访写作。伊舍伍德后来在作品中把卡帕和费恩豪特称为“二等舱的生命和灵魂”，他们总是打闹取笑，彼此用法语吼叫，肆无忌惮地开着玩笑。“卡帕是匈牙利人，但比法国人还有法国味；他长得健壮结实，皮肤浅黑，黑色的喜剧演员一样深陷的眼睛……费恩豪特个子很高，是金发碧眼的年轻荷兰人——他跟卡帕一样疯，但不那么闹人。”

　　而坐飞机前往中国的导演伊文思，远没有这两个年轻人轻松，他知道中国抗日战场上的惨烈和种种不可预知的危险。临行前，他就和制片人约定了暗号，摄影师约翰·费恩豪特的名字在这些暗号里代表着不同的含义：

　　“约翰病”，代表他们遇到了困难，被关进了牢房，赶快联系美国或荷兰领事馆相救；

　　“约翰病重”，代表他们被日军抓了，赶快把他们弄出来；

　　“费恩豪特病”，那是摄影师真的病了，需要医疗方面的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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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6日，“阿米拉”号抵达了香港，卡帕和费恩豪特在那里与伊文思会合，随即乘飞机前往武汉。

　　这时的中国，在抗日战场上刚刚经历了一系列的惨痛失败。1937年，“七七事变”北京沦陷，“八一三事变”上海失守，年底首都南京落入敌手，日军进行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国民政府已经迁都重庆，在大转移的过程中，武汉因为“九省通衢”的战略位置，成为了实际上的战时首都。

　　伊文思等人在武汉见到了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向国民政府新闻局报告了拍摄计划后，摄制组得到了一个和蒋介石夫妇共进下午茶的机会。

　　在《摄影机和我》中，伊文思回忆：“蒋介石的头脑和姿态都是典型的军人，他听了我们的拍摄计划，但没有说什么。”而宋美龄在这次见面时给伊文思的印象是“一个妩媚动人、精力充沛的妇女。这种魅力是综合了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她在美国接受的教育。”

　　在这样的会面中，很少有人注意到拿着一个小相机拍照的卡帕。即便是当时已有“纪录片大师”之名的伊文思，在蒋介石、宋美龄的相关传记、资料中也没有被提起过。不过，在这之后，《生活》杂志发表了大量蒋介石夫妇的照片，署名都是卡帕。

　　《生活》杂志的老板亨利·鲁斯出生于中国，并在中国度过了童年，对中国一直有着特殊的关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国，并把蒋介石夫妇视为中国的领袖。不过，拍摄这些照片的卡帕，却很难说对蒋介石夫妇有什么好印象。

　　从卡帕的照片可以看出，他曾经多次见到过蒋介石和宋美龄。卡帕忠实履行着摄影记者的职责，但他还是会把宋美龄给的鸡尾酒泼到盆景里去。卡帕曾对一位朋友说：“蒋夫人是严格意义上的清教循道宗信徒，但泡得一手致命的马爹利酒。”

　　很快，伊文思对“蒋夫人”的印象也发生了改变。

　　《四万万人》成了宋美龄亲自过问的“宣传项目”，她给伊文思指派了蒋介石特勤总管黄仁霖做联络人，为其提供一切协助。黄仁霖少将军衔，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的亲信。西安事变的第二天，他曾受宋美龄之托飞赴西安探望被扣押的蒋介石。

　　这样的安排，不能说宋美龄对伊文思摄制组不够重视。但伊文思很快发现，黄仁霖给他们提供的不只是协助。他要审查伊文思的剧本，所有的拍摄内容只有得到宋美龄允许才能获得批准，而摄制组的行程也被限定在汉口范围内。即便在汉口，伊文思等人也发现，他们始终处在被监视和跟踪之中。

　　整整四个星期，伊文思的拍摄毫无进展。而卡帕这时和众多身在武汉的外国记者“混”在一起，这批人中，包括埃德加·斯诺，爱泼斯坦，后来还有史沫特莱。

　　在伊文思看来，卡帕那时“神出鬼没”，经常是和别的记者去酒吧喝个大醉。其实，除了偶尔拍摄一些蒋介石、宋美龄的照片，卡帕并没有闲着。他穿行于武汉大街小巷，拍摄了儿童表演的抗日宣传剧，拍摄了德国顾问从中国撤走(德国曾与国民政府有军事往来，日本和德国结成轴心国后，德国撤走了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援助)……

　　卡帕在摄制组之外的工作显然比作为“助理摄影师”要有成效，这甚至让费恩豪特嫉妒起来，他给自己的妻子写信说：“卡帕并不是真正为我们工作的，他最好的报道是给《生活》杂志拍的照片。”

　　经过了一个月“为获得批准而进行的斗争”(伊文思语)，摄制组终于获准前往前线。

　　“不要看”

　　4月1日，卡帕一行人从武汉动身前往中国抗战的最前线，也是当时战斗最为激烈的地方——台儿庄。这时，中国军队和日本侵略者已经在台儿庄地区鏖战了两个月。

　　台儿庄战役是徐州会战的一部分。日本侵略军于1937年12月13日和27日相继占领南京、济南后，为了实现迅速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连贯南北战场，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

　　日军中最为精锐、也最为骄横的板垣征四郎师团和矶谷廉介师团南北夹击，试图在台儿庄会师。而中国军队则调动了多达70万人，在台儿庄周边竖起血肉盾牌。双方围绕这个中国腹地的小城反复争夺着。

　　卡帕他们获准前往台儿庄拍摄的时候，中国军队刚刚完成了对攻入台儿庄日军的合围——很可能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国民政府才批准了摄制组的拍摄要求。

　　这时的摄制组已经扩充到7个人，伊文思、卡帕和费恩豪特是摄制组固定成员，他们聘请了两个中国人做助理和脚夫。另外两个人则是黄仁霖派来的，一个是对拍摄内容进行审查的现场审查官杜将军(未具全名)，另一个人姓黄，原本说是中国某电影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协助拍摄，结果到达火车站时，这位“黄先生”变成了身着军装的“黄上校”——又是一位审查官。

　　摄制组从武汉乘火车到达郑州，在那里他们遇到了更多的记者，其中有在武汉就与卡帕熟识了的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芝加哥论坛报》记者斯蒂尔等。后来在台儿庄，爱泼斯坦等人还参与了纪录片的拍摄。

　　4月3日，摄制组到达了徐州。一下火车，他们首先看到的是站台上躺着的四具尸体。死亡宣告着战场已经近在眼前了。伊文思的摄影机对着这些尸体，拍摄了到达中国后的第一段胶片。

　　当天下午，摄制组见到了正在指挥徐州会战的李宗仁。伊文思在自传中对李宗仁的印象是“长得矮小结实，性格开朗”。大战正在进行，李宗仁只给了一个小时的采访时间。他在桌子上勾画了一幅草图，为摄制组介绍战局。

　　这段影片是由卡帕掌镜拍摄的。伊文思说卡帕拍下了这场战争中难得的镜头，“很显然，我们到的正是时候，中国军队包围了日本人。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她的军队是团结的。”

　　当晚，摄制组再次乘上火车，继续向前线进发。沿途皆是源源不断开往前线的中国军队。为防止日军轰炸，火车灯光全部关闭，在一片漆黑中隆隆行进。

　　次日清晨，他们到达了设在杨家楼村的前敌指挥部，中国军队的前线指挥官孙连仲接待了他们。伊文思记载，孙连仲对这场战役的胜利充满信心，尽管此前中国军队一直被失败打击着，但孙连仲已有对付日军的方法。

　　孙连仲对他们说，日军的装备和训练都强于中国军队，但到了巷战，大炮不如手榴弹有效，手榴弹没有大刀有效。中国军队的制胜之法只有贴身肉搏。

　　伊文思记录了一句中国军人的决绝之语：我们必须在这里一战，不然连死的地方都没有了。

　　事实也正如孙连仲所说，中国军队是用贴身肉搏、用大刀拼刺刀的勇气，取得了台儿庄大捷。

　　不过，直到4月5日，摄制组才有了和一线士兵直接接触的机会。这时，卡帕的本领显示出来了。总是追着枪炮跑在前面的卡帕，即便语言不通也能在第一时间就和士兵们打成一片。

　　在一处火炮阵地，中国火炮观察手把瞄准望远镜借给卡帕，让他看到了几公里外的日本战线。中国炮兵甚至为摄制组拍摄而进行了一次炮击。对面的日本战线冒起浓烟。只可惜距离太远，没能拍摄到。

　　炮兵观察所却在这时招致了日军的报复性炮击，卡帕等人赶忙转移。

　　可能是这次近在咫尺的炮击，让现场审查官杜将军心有余悸，本来就对拍摄诸多限制的他，从此就一直阻拦摄制组对火炮的拍摄。卡帕等人从他的口中学会了第一句中文“不要看”。

　　这句中文倒是在后来的纪录片拍摄中用上了。为了保持画面的自然，拍摄对象要尽可能地不看镜头。卡帕等人就“现学现卖”，在摄影机旁用中文说：“不要看。”

　　4月7日一早，一位中国军官兴高采烈地来到摄制组的驻地，告诉他们“我们把台儿庄打下来了！”

　　而伊文思等人对这条好消息的反应却是“我们几乎要疯了！”特别是卡帕，几乎是懊恼地看着手舞足蹈的中国军官——他还没有拍到一个真正的战斗场面，战斗却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