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徐谓礼墓”特大系列盗掘古墓葬案告破

　　历时一年专案侦查，一出现实版“盗墓笔记”水落石出。今日浙江武义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12·28南宋徐谓礼墓”特大系列盗掘古墓葬案告破，盗掘南宋徐谓礼墓葬的程某等5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追回国家一级珍贵文物17卷南宋徐谓礼文书。经认定，徐谓礼文书为近代史学创立以来，首次从墓葬中发现的宋代文书，对研究宋代官制、葬制、纸张制造等意义重大。

　　上山挖笋偶然发现古墓

　　2005年春季某一天，王某正在武义县熟溪街道胡处村的龙王山上挖笋，无意中发现一处古墓，便起了“贼心”。当晚，他找来杨某、程某等4人，由杨某和程某踏勘风水、确定古墓方位，汤某和徐某负责挖墓，王某个子矮小则负责钻进墓中盗取文物。除了17卷文书，5人还盗取了3卷素纸等其他文物。年底，杨某又召集另外的盗墓者舒某等5人，再次对徐墓进行盗掘，盗得陪葬衣服，在河里清洗时毁坏，后被他们丢弃。为防止被发现，作案后，5人将文书分开存放，直到去年才敢尝试出手。

　　去年3月，武义县博物馆原馆长董三军匆匆来到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把文物照片递给刑侦大队队长李浩，并告知其“古墓可能被盗”的消息。之后，他将照片送到省博物馆请专家鉴定。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嘉励一见到照片，惊呼“前所未见，要伪造它实在太难了！”

　　了解了这一信息后，武义县公安局成立专案组。侦查人员走访武义及周边古玩市场，辗转福建、安徽、江西等地，发现这张照片曾多次出现，最终将焦点聚集在“阿兴”身上。通过对“阿兴”的外围调查，警方了解到叫程某是武义县履坦人，与“阿兴”联系较频繁。警方还发现程某曾向打铁店订制过“洛阳铲”，这种专门用于挖墓的工具使程某的嫌疑更重了。

　　真假难辨，收藏者事后反悔

　　警方决定乔装成“买家”，引蛇出洞。去年12月28日，5名嫌疑人被一举抓获，13卷文书在嫌疑人程某的亲戚家和嫌疑人杨某家悉数追回。但另有4卷文书流散北京。办案人员获悉，这批徐谓礼文书曾被他们以120万价格出手给北京一个古玩收藏者，因对方在市面上从没看到过这样的东西，难辨真假，事后又反悔了，要求程某等人还钱退货。但程某只退还对方一部分钱，所以对方扣留了其中4卷文书。

　　今年7月5日，武义公安赶赴北京，追回剩余四卷“告身”文书。至此，徐谓礼文书“告身”、“敕黄”、“印纸”三部分内容，终成“完璧”，一部完整的南宋官员“任命记录”及“工作考核表”展现在世人眼前。

　　徐谓礼究竟为何许人也

　　据宋史研究专家包伟民教授介绍，徐谓礼是南宋时期的武义籍官员，为名臣徐邦宪之子，通过父亲的“恩荫”入仕，正是现在人们所说的“官二代”。“徐谓礼官场生涯30年，按年限考核资历和功过，从最初的第三十阶‘承务郎’到最高的第十八阶‘朝散大夫’，只能说是一名普通的中下级官员。”包伟民说。因此，在历史上，徐谓礼并不有名，关于他的史书记载也少之又少。

　　而这次“徐谓礼文书”的出土，珍贵性不在于是否出自名人名家，而在于其世所罕见的史学价值。17卷文书完整记录了南宋中级官员从中央到地方、从低级到中级历任官职调动及其政务考核的全过程，涉及中央制度的核心内容，反映了南宋中后期政治史乃至其它相关领域的第一手资料，实为前所未有的文献发现。尤其是占文书约80%的徐谓礼“印纸”，学界此前从未所见，具有极高学术研究价值。文书字迹工整、保存完好，出土的宋代纸质文物能达到这种程度也实为少见。

　　本报实习生 周霞

　　(本报武义9月13日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