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谓礼墓盗墓案侦破过程：民警乔装富二代做卧底

　　民警起获的盗墓工具

　　“一桩盗墓案引发的考古大发掘”后续报道

　　（记者 张藜藜）昨天上午，“国家一级珍贵文物——徐谓礼墓文书”新闻发布会在浙江武义举行。会上，武义县公安局通报了徐谓礼墓盗墓案的侦破过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宋代历史文献专家郑嘉励介绍了徐谓礼墓文书的发现、追查过程以及徐墓的清理始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包伟民介绍了文书的性质和学术价值。

　　从2011年3月立案，历时一年，武义县公安局成功侦破南宋徐谓礼墓特大系列盗掘古墓葬案，盗掘南宋徐谓礼墓葬的程某等5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成功追回国家一级珍贵文物——17卷南宋徐谓礼文书。同时，警方顺藤摸瓜，深入盘查，抓获了另外11名涉嫌盗窃古墓葬的嫌疑人和一名倒卖文物的犯罪嫌疑人，破获发生在金华、丽水等地的宋、元及三国、两晋时期古墓盗掘案20余起，追回文物57件。该案是我省近年来破获的最大系列盗墓案件。武义县公安局为打击文物犯罪、保护国家历史文物做出了重大贡献。

　　高帅民警乔装“富二代”做卧底

　　武义县公安局接到的报案，最初的线索来自一张文书照片（详见昨日本报B7版报道）。

　　盗墓者将文书拍成照片寻找买家，“如果找到最早拥有这张照片的人，就能找到文书的持有者”——专案组确定了这个思路。但是，身为地下文物“门外汉”的专案组成员，要打入“文物贩子”的群体何其难？派卧底！把长得又高又帅的民警潘冠武扮成一个喜欢古董的“富二代”，通过可以信任的中间人，到市场上去搜集信息——这是专案组的第二步计划，一个类似于“钓鱼”的侦破手法紧锣密鼓地展开。

　　经过三个多月的寻访，排查了几百号人之后，一业余收藏家告诉“富二代”：照片是一个叫“阿兴”的永康人带来的，阿兴说这宝贝是从武义的古墓里挖出来的，放了好多年，急着想出手。随后，专案组对“阿兴”进行了调查，“阿兴是永康方岩人，专做古董生意，与一些武义人有来往。”再追查，与“阿兴”联系特别频繁的，是武义履坦人程某。

　　古墓盗贼定制了一把“洛阳铲”

　　经过专案组调查，这个“程某”没有固定职业，近几年专门学习文物知识。“最可疑的是，他曾到当地打铁铺定制过一件特殊的铁器——洛阳铲，那是专业的挖墓工具。”专案组人员介绍。与此同时，“富二代”那边传来消息：程某手上就有文书！“但他们很狡猾，几个盗墓贼分头保管，各自保密。”通过中间人与程某接触，专案组又发现了其余3个嫌疑犯。

　　在经过数次扑空后，2011年12月下旬，警方获知程某等人要与一个买家验货，分别放在几处的文书也会集中保管的消息，赶紧制定了周密的抓捕方案。12月28日，统一抓捕行动展开。程某等人非常警惕，提早一个多小时就到验货地点查看，而且还留了一手：并没有把全部文书带来。12月28日晚开始行动，次日凌晨2时，民警在验货地点抓获了3名犯罪嫌疑人和部分文书。经突击审查，民警又赶到存放剩余部分文书的杨某家，将他抓获。29日凌晨4时，13卷文书悉数追回。

　　“徐谓礼文书”完整地保存了17卷共5万余字，详细记录了南宋官员徐谓礼从中央到地方、从低级到中级历官及其政务全过程，是深入研究南宋中后期政治史的第一手资料，是前所未有的文献发现，意义非凡。

　　据悉，《南宋徐谓礼文书》将由中华书局在近期出版。11月上旬，徐谓礼墓出土文书学术讨论会将在武义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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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与盗墓有关的考古事件

　　“曹操墓”的证据

　　来自盗墓者

　　“曹操墓”成为2009年最具轰动效应的考古发现。专家判断此墓为曹墓的证据——刻有“魏武王”的石牌与石枕，是从盗墓者手中缴获的。

　　“曹操墓”发现三天后，该墓所在地西高穴村正式张贴一份由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安阳市人民检察院和安阳市公安局联合发出的通告，敦促盗掘西高穴“曹操墓”的违法犯罪嫌疑人员投案自首和上缴文物。据报道，自2006年以来，西高穴村共有5批盗墓贼闯入过。而据现场考古专家介绍，根据发现该墓盗洞的痕迹，最早的盗墓贼可追溯到清朝以前。

　　周公庙遗址

　　“出土”一个矿泉水瓶

　　作为进入200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候选名单的周公庙遗址于2004年10月开始发掘。考古人员在墓葬中的最大“发现”，竟然是一个生产于2002年的矿泉水瓶。

　　周公庙遗址被发现后，有关专家第一时间根据四墓道墓葬形式判断，该墓至少为君王级别墓葬。专家认为，此墓有可能埋葬着周公旦即人们常说的“周公”，也就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半年后，周公庙遗址18号西周大墓发掘清理工作结束，墓室和东、西、南、北四条墓道都被严重盗掘，除可以分辨出曾经有过车马陪葬痕迹外，没有发现其他遗存。除一些小件玉器、铜器、骨器和石磬残块、原始瓷片外，大墓基本被盗一空。

　　尽管如此，这仍然是我国第一次发现和发掘有4条墓道的西周高等级墓葬，对了解西周时期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发展情况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因此，即使“出土”了一个矿泉水瓶，但被誉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的周公庙遗址，仍然获得了中国考古最高奖：“田野考古奖”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