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侈品消费有隐忧 学者：警惕公共财政服务个人

　　近日，一则“纪检干部学习艺术品和奢侈品知识”的新闻被《中国青年报》等多家媒体转发，新闻中，某市一位纪检干部表示，近几年，已经开始组织纪检干部学习一些关于艺术品和奢侈品的知识，他说，“以前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要不是受贿人自己交代，我们很多纪检干部可能并不知道一副眼镜架也有上百万的。”

　　这一新闻的本意是“培训办案人员，增强反腐能力”。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贪官因为穿戴和使用奢侈品而被曝光，从最早的周久耕抽的“九五至尊”烟，到后来因为佩戴多块高价名表而被称为“表哥”的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再到有“LV女王”之称的辽宁省抚顺市政府原副秘书长江润黎……

　　其实，早在去年，汇丰银行就发布报告称，中国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场。而层出不穷的贪官使用奢侈品现象也引发越来越多的批评，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奢侈品市场的繁荣？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阳说：“奢侈品越来越贵，自然是因为有市场，而奢侈品市场的繁荣，往往和一个社会的贵族文化、两极化程度等有关，越是两极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大的地方，奢侈品市场就越发达。”

　　谁在推动奢侈消费

　　北京晨报：奢侈品市场的繁荣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批评，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杨阳：从历史上看，世界上奢侈品制造和消费最发达的国家中，中国和法国无疑位居前列。观察它发展的脉络，可以发现，有几个因素和奢侈品市场的繁荣是正相关的。首先是和贵族文化的发达与否有关，如果把中国和法国都纳入观察，无论是中国历史上几次繁荣盛世时代，还是法国中世纪至十八、十九世纪以来，奢侈品制造和消费的繁荣，都是伴随着贵族文化的发达。其二，和社会两极化程度有关，一个社会中，等级差别越明显，贫富差距越大，奢侈品市场就越发达，无论中国还是法国，历史上都是如此，比如明朝，明朝一个中等家庭的年收入也不过20两银子，但是一颗宝石往往就可以炒到几万两银子的价格。其三，和文化繁荣也有关系，因为奢侈品中有一部分本身就是艺术品，比如一幅画、一方印、一件古玩等，贵族往往附庸风雅，使得这些艺术品也变成了奢侈品。但是这种奢侈品市场的繁荣并不意味着整个文化市场的繁荣，它只是其中一部分艺术品被追捧而已，因此也不可能推动整个文化市场的繁荣，它更多是一种病态的、畸形的繁荣。

　　诸多贪官因为奢侈品消费而被曝光，那么奢侈品和贪官究竟有没有必然的关系？又如何理清奢侈品市场和官员腐败之间的关系？据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法制办出台的《机关事务管理条例》将于今年10月1日起生效，根据其中第三十二条的规定，“采购奢侈品”的官员将“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并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对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杨阳说，奢侈品本身并没有问题，奢侈品市场永远都会存在，如何让奢侈品市场正常地、健康地发展，关键不在于限制奢侈品的生产和消费，而在于约束权力本身，约束公共财政的使用。

　　奢侈品繁荣带来的怪圈

　　北京晨报：既然奢侈品消费历来都有，那么历史上的情况如何？

　　杨阳：就中国历史来说，因为传统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一般在王朝崛起之时，基本上都是农业为最大的重心，而且这个时候社会形式简单，不论是官员还是普通人，生活都相对质朴，奢侈品市场很难发展。到了王朝中期，农业生产稳定，商业开始逐渐繁荣，商品流通加快，社会复杂化，奢侈品市场也开始随之繁荣。

　　北京晨报：商业发展不是一件好事情吗？

　　杨阳：商业发展，或多或少地会使现代性因素出现，有人把它称为资本主义萌芽。但为什么资本主义一直都没有发展起来，其实原因就在于这种商业的发展并非正常的发展。商业流通能力集中在奢侈品生产和消费的领域，奢侈品占了商品流通的很大份额，而奢侈品显然并非普通人所能消费，所以普通人仍旧难以走出自给自足的环境。

　　北京晨报：是否奢侈品市场的繁荣会加剧腐败的产生？

　　杨阳：奢侈品流通的繁荣，会导致财富的极度集中。因为奢侈品生产和消费，主要服务于权钱阶层，官员无疑是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奢侈品消费的扩大，又会吸引资本的进入，对于民用商品的生产来说，自然没有好处。同时，奢侈品生产越发达，就越是推动官场、贵族阶层的生活由质朴走向奢靡，而奢靡一旦养成，再想退回去就难了，它只会更进一步推动资本进入奢侈品生产领域，这是一个恶性的怪圈。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奢侈品不是腐败的根源和主因，但它却在推动和加剧腐败。

　　用奢侈品不代表是贪官

　　北京晨报：许多贪官因为奢侈品而曝光，这引起了很多批评，您怎么看？

　　杨阳：当今社会并不是传统社会，很多地方和传统社会并不相同，但与奢侈品市场正相关的三个主要原因依旧存在。第一，当今社会并没有明确的、法定的等级制度，但是身份社会的特征依然存在，不同身份之间的差距还非常明显。其次，社会的两极化严重，两极隔膜也越来越明显，不用说社会的底层人民，就是普通人、中产阶层对于富人的生活方式、富人的消费方向以及他们出入的场所都毫无所知，比如纪检干部学习和了解奢侈品知识，这就说明此前他们对于奢侈品消费根本不了解。这种上下的隔绝导致下层民众对上层的认识逐渐妖魔化，而且，大量的奢侈品消费，也同样在助长着这种妖魔化认识。

　　北京晨报：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杨阳：其结果是加剧社会分裂，使得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剧烈，我们知道，并非每一个使用奢侈品的富人都是为富不仁的，也并非每一个使用奢侈品的人都是贪官，但是两极之间的隔绝，让下层民众无法了解真实的情况，对立情绪也就会越来越严重。

　　公共财政推动奢侈品市场

　　北京晨报：那么在您看来，当今的奢侈品消费是怎样的情况？

　　杨阳：奢侈品消费本身只是一种市场行为，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有，但在今天，又有其特殊的一面。当下的奢侈品市场构成：第一部分，是正常的消费，也就是富人消费。第二部分，是腐败经济的拉动，比如行贿受贿，行贿者直接送钱可能不合适，就会购买高档的消费品行贿，受贿者或者不知道，也或者知道这些奢侈品的价值。除了这两者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其实被很多人忽视了，但它所占据的比例并不小，甚至非常大。

　　北京晨报：是哪一种？

　　杨阳：是各种招待、送礼的费用，比如烟酒、礼品等，这不属于个人腐败，而是公共财政的推动。这个公共财政不一定纳入财政预算。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清理小金库，但实际上很难清理完，这些用于招待的高档烟酒，高档礼品究竟花了多少钱，可能很难统计，但是绝对不会少。这些钱到哪里去了，其实看看奢侈品市场就知道了，比如你去贵州旅游，导游会告诉你，真的茅台在贵州都很难买到，那真的去哪里了呢？像这种情况说它是腐败也可以，但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腐败，它其实是给公共财政为个人服务找到了一个缺口，而奢侈品市场，也正是从这个缺口中获得了公共财政的推动。如果不堵住这个缺口，奢侈品市场依然会繁荣下去。中国人愿意炫富，炫耀个人的合法收入自然没有问题，但如果是公共财政服务于个人，必须引起我们的警惕。

　　约束权力才是正途

　　北京晨报：不少批评者对现在的奢侈品市场繁荣表示担忧，应该怎么办？

　　杨阳：这不是奢侈品本身的问题，奢侈品本身只是一种商品，限制它的生产和流通，也不是市场经济时代应该有的正常行为。关键在于，如何堵住个人腐败的闸口，如何堵住公共财政为个人服务的缺口。

　　北京晨报：怎么样才能堵住呢？

　　杨阳：归根结底还是在于改革，完善民主和法治制度。比如个人腐败问题，按照《刑法》，可能官员收两瓶茅台酒，收两张国家大剧院的门票，或者被别人请打一场高尔夫球，就足够构成受贿罪了，但是现实中有多少人会认为这是腐败呢？可能更多人觉得两瓶酒、两张票，乃至打一场球是最正常不过的社交了，其实不是这样。再比如，公共财政究竟应该如何运用，它的运行、监督、审查等诸多程序如何完善，怎么样才能给公共财政以硬约束？这种种问题，归结一处，都在于现代性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只有个人权力被约束，公共财政被约束，奢侈品的流通才不会影响到政治和社会的健康，奢侈品市场也才能够正常地、健康地发展。

　　晨报记者 周怀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