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甲午谍战：清政府后知后觉，日间谍无孔不入(4)

　　拔起萝卜带出泥

　　甲午期间中国破获的第一起日谍大案看似尘埃落定，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随着石川伍一等人伏法，案情反而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自案发之日起，坊间就流传着李鸿章为保全北洋高层官员，隐瞒真实案情的传闻。事实上，这一传闻并非空穴来风。上世纪80年代，著名清史专家戚其章先生参与编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的《中日战争》卷时，偶然在军机处档案中发现了一份礼部侍郎志锐的奏章。

　　志锐的奏折写于石川伍一等人被正法的当天。他称李鸿章所报的石川伍一供词是“伪供”，并称“津中人士无不切齿”。也就是说，李鸿章隐瞒真实案情的事，在天津已经是个公开的秘密了。志锐通过他在天津的“线人”，得到了一份石川伍一的真实“供单”。

　　在这份供单中，石川伍一招认，他自光绪九年，就在京津等处往来，刺探军情。他与刘树棻(即刘棻)相识是西沽炮药局委员李辅臣令汪小波(即汪开甲)引荐的，至今已有二三年了。刘树棻曾将各军营枪炮、刀矛、火药、弹子数目清册，军械所东局、海光寺各局每天制造弹药的数量、现存多少的底册，一一抄录给石川伍一。石川伍一把这些情报交给了日本驻华武官神尾光臣，带回日本国内。石川说：“张士珩四大人与神大人最好，因此将中国各营枪炮子药并各局每日制造多少底细告知神大人。水师营务处罗丰禄大人的巡捕于子勤(即于邦起)。”他还称，神尾光臣回日本前，还在裕太饭馆宴请了中堂(李鸿章)亲随之人，并与汪小波、于子勤、戴景春、刘棻等商议，如果有要紧军情，即行飞电。

　　石川伍一招认，潜伏在中国的不止他一人，还有原来住在紫竹院元堂药店的钟崎三郎。钟崎已经改换中国衣冠，前往山海关一带。另外，北京人高顺在烟台、威海、旅顺探听军情。一个姓穆的汉奸原来在张家口，现在也到北京了。更加耸人听闻的是，石川伍一说，打电报叫日本打高升船官兵的信是从中堂衙里送出来的，电报则是在日本领事府打的。

　　这份供单不但与李鸿章所呈报的石川伍一供词多有出入，而且还有许多猛料。前文已提到张士珩是李鸿章的外甥，他竟然与日本驻华武官神尾光臣交好，甚至还纵容部下给神尾光臣提供北洋武器弹药的清单，如果这是事实，便可推断刘棻之所以敢明目张胆地与石川伍一打得火热，还收留他在家里居住，其实是有上峰撑腰的。

　　那么，这样一份牵扯李鸿章手下一大批人的供单，到底是真是假呢？戚其章先生认为，从供单提供的许多细节看，不可能是凭空捏造的。供单中石川伍一提到，与他一同潜伏的钟崎三郎已经潜入山海关。石川伍一被正法后的一个月，钟崎三郎果然在大连金州落网。潜伏在北京的汉奸高顺、穆姓也确有其人。高顺系宛平县人，原在北京顺至门外车子营居住，后投靠日本间谍组织，长期配合宗方小太郎在威海一带窥伺北洋舰队的动静。穆姓，即穆十，也是宗方小太郎的部下。宗方的日记中曾屡次提到，派穆十到威海、旅顺刺探军情。高顺当年11月也被抓获了。钟崎三郎、高顺、穆十都是李鸿章呈报的石川伍一供词中没有提到过的人，而且他们都是在石川伍一死后被捕的。如果供单不是石川伍一亲口供述，志锐是无从得知的。

　　如果志锐所奏属实，李鸿章的确难脱干系。但纵观甲午前后波诡云谲的中国政坛，也许李鸿章的隐匿不报，也自有苦衷。

　　“倒李”风潮

　　甲午战争爆发前后，主战的“帝党”和主和的“后党”在朝中针锋相对。“帝党”以帝师翁同龢为代表，志锐、张仲炘等在内的一干言官都是他的得力干将。“后党”则以李鸿章为核心。

　　当中日两国军队在朝鲜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时，“帝党”便攻击李鸿章依靠列强调停、避免战争的主张。战争尚未爆发，一场“倒李”运动已来势汹汹。御史张仲炘抨击李鸿章于战事准备迁延观望，一味依赖俄、英调停，实为“开门揖盗”，“甘堕洋人之术中而不知悟也”。他们甚至主张将李鸿章调离北洋。而支持李鸿章主和的慈禧太后则在朝中掌握着绝对的权威。

　　不过，慈禧之主和与李鸿章之主和，原因截然不同。1894年正值慈禧六十大寿。1874年慈禧四十岁时，日本人借牡丹社事件骚扰台湾(详见8月14日本报刊载《琉球失国》)；1884年慈禧五十岁时，中法战争激战正酣。两个整生日都没过好，这回她从年初就铆足了劲，要风风光光地大办一场。可日本人掐准了这个节骨眼，慈禧越是不想打，他们越是挑衅。慈禧太后把希望寄托于列强调停，好歹踏踏实实把生日过了再说。

　　而李鸿章之主和，则是认清了中日两国海军实力对比后做出的选择。1885年前后，当定远、镇远两艘排水量7000吨的铁甲舰加入北洋舰队时，北洋舰队甚至被评为亚洲海军第一劲旅，但自从翁同龢掌管户部后，海军军费就被一味压缩。作为一个对洋务一窍不通的传统士人，翁同龢以为军舰买来，摆在那里镇着就行了。他不明白国际上武器装备更新，几年便是一代。几年的发展停滞，使得北洋舰队徒有吨位上的优势，在火炮和军舰速度上早已逊于日本了。这一点，翁同龢不懂，可李鸿章心知肚明。跟日本人打，并非一定就输，但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北洋舰队，肯定无法全身而退。权衡再三，李鸿章还是主和。

　　虽然有慈禧的支持，但朝中“主战”的呼声炽烈。为了换掉李鸿章，言官们甚至造了许多不着边际的谣言。给事中洪良奏，李鸿章“志存和局”是因为“其在日本有洋行，有茶山……其不欲战皆以资本在人手中之故”。志锐奏称：“近闻李鸿章衰病侵寻，情形甚为可虑”，“每日须洋人为上电气一百二十分，时用铜绿侵满血管，若不如此，则终日颓然若醉”，且“语言时有外误”，举止更多荒唐，以此人主持战事，“大局尚可问哉”？这些传言荒诞不经，同时也暴露出言者的愚昧。对于日本，“帝党”始终以天朝大国自居，认为日本“国小民贫”，不堪一击，他们甚至还提出组织沿海船民配合水师直捣日本列岛的建议。

　　面对朝中汹涌的“倒李”风潮，李鸿章会袒护与石川伍一案有关的涉案人员，也就不难理解了。可能是考虑到此事干系太大，军机处大臣看到志锐的奏折竟然没有呈给光绪皇帝。这个爆炸性新闻也就一直在军机处档案里沉睡了上百年。

　　那么高升号在丰岛海面被日舰击沉，到底是不是因为日军得到了石川伍一的情报呢？多年以来，史学界对这桩公案始终莫衷一是。清人姚锡光所撰《东方兵事纪略》中写道：“倭人间谍时在津，贿我电报学生某，得我师期，遂为所截，我兵轮即逃回威海。于是倭人既掳我操江运船，而逼我在高升船之两营兵降，我将士抵死拒，倭遂以炮击高升船……”

　　史学家戚其章认为，这种说法疑点甚多。“贿买电报生的事情就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当时的电报局只收发电码，并不负责将电文译成电码。”当时，天津电报局《寄报章程》中明确规定“凡来去电报，照万国通例本局不能翻查，以防泄漏”。所以，电报生是根本不可能得知高升船起航日期的。

　　还有史家认为，与高升号同航的操江号载运的是饷银和军械，必然从天津军械局装运，所以作为军械局书办的刘棻完全可能搞到高升、操江等舰的起航时间。但事实上，操江号既未从天津起碇，也未与高升“同航”。因此，刘棻有能力搞到高升号起航时间和路线的推测，也就站不住脚了。

　　戚其章先生认为，日本人要获得高升号的情报也不完全依靠石川伍一这一条线。德国信义洋行经理满德就曾经致函李鸿章称：“居然有一倭人久住塘沽，此倭人才具甚大，华、英、德、法言语俱能精通，看其与他人言论间……随时用铅笔注载。此小行洋人俾尔福所见。及满德坐火车时，又有一倭人同载，满德并不敢与之交谈，则爱仁、飞鲸、高升船载若干兵、若干饷，何人护送，赴何口岸，该倭人无不了彻于胸也。”由此可见当时在华日本间谍活动之猖獗。因此，戚其章先生认为，石川伍一多半与高升号被击沉无关。

　　作为甲午谍战第一案，石川伍一案震动朝野。从此，清政府开始着手实行严格的反间谍行动。不久，川畑丈之助、楠内有次郎、福原林平、山崎羔三郎、钟崎三郎、藤崎秀等间谍先后在北京、上海、大连被抓获。但是，清政府的后知后觉，还是为时晚矣，侵略者的间谍网已经无孔不入，这也从一个方面决定了老大帝国被动挨打的悲惨命运。

　　参考书目：《甲午日谍秘史》、《绝版甲午》。本版图片由fotoe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