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乾隆时代的中国人是“做稳了的奴隶”(3)

　　难以突破的鲜克有终

　　北京晨报：像历史上许多“明君”一样，乾隆晚年也陷入了昏聩、懒政、迷茫的状态中，这是为什么？

　　张宏杰：中国帝王都是人治的信奉者，绩效如何，依赖于统治者个人的精神振作与否，可没有内外条件的制约，个人的英明与自制根本无法抵制环境的纵容与腐蚀。由胜而骄，好逸恶劳，是人性不变的规律。盛世君主往往是集英明与昏聩于一身，理智与膨胀为一体。他们既是辉煌的创造者，也是衰落的罪魁祸首。

　　权力应该受约束，这本是很容易想明白的道理，但专制主义的特色就是不让人思考，而皇权是会让人上瘾的，戒都戒不掉，我今年还会推出一本书，叫《坐天下很累》，表面上看大权在手很潇洒，其实历代皇帝平均寿命很短，生活质量很低，在权力的重压下，人往往会走向变态。

　　盛世是一个巨大的泡沫

　　北京晨报：乾隆在达到盛世后，对盛极而衰充满警惕，采取了很多措施，为什么反而加剧了衰落的到来？

　　张宏杰：在历史上看，盛世维持的时间都不长，说明它不过是一个巨大的泡沫，压力越大，崩溃越快，结果又落入治乱循环之中。乾隆这个人责任感很强，他的忧患意识比历代皇帝都要强烈。但乾隆盛世的基础是将百姓牢牢地控制起来，这只是乾隆一个人的盛世，是爱新觉罗家族利益最大化的盛世，并不是底层百姓的盛世，所以越是盛世，他越要把所有资源都握在手中，绝不放开。

　　在自然界中，鲜花与毒草都会有，毒草也在为生态系统做贡献，可在乾隆眼中，毒草有威胁，一旦发现，立刻消灭，这固然是稳定了局面，却扼杀了一个社会应有的活力。乾隆时代遇到的挑战前所未有，即人口快速增长带来了巨大压力，传统政治中没有好的应对手段，如果放松一些，通过发展本可缓解这一矛盾，可乾隆却反其道而行之，自然会使危机加剧。

　　为压制意见，乾隆朝文字狱重点打击社会底层。据统计，康熙、雍正两朝文字狱30起，官绅、名士占三分之二。而乾隆年间，约130起文字狱中，72%出自社会下层。体现出乾隆对社会动荡的过度防范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