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乾隆时代的中国人是“做稳了的奴隶”(5)

　　反腐者却成了腐败者

　　北京晨报：乾隆早年致力反腐，可后来为什么他自己也变成了贪腐者？

　　张宏杰：乾隆初期采取了一系列强悍的专制措施，但并没解决传统政治中的基本问题——腐败。在专制社会想根除贪污，就如同让大海停止波动一样不可能。对于腐败，监督力量不外有二：一是儒学价值观；一是最高统治者的决心。

　　在乾隆晚年，这两个条件都失去了作用。在乾隆的不断打击挫辱下，官员们渐渐放弃了人格操守，而晚年乾隆精力不济，加上他带头腐败，为贪官们树立了榜样。仅仅十余年间，就完成了从纪律严明到制度性贪腐的转变。乾隆后期，腐败已成为体系性、体制性的腐败，这是基于制度而产生的，靠人治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

　　被自己的权力所俘虏

　　北京晨报：贪腐严重，尹壮图曾上书谏言，反而引起乾隆大怒，其实尹壮图是善意的，想帮助乾隆，可结果却适得其反，令人不解——说出真相那么可怕吗？

　　张宏杰：乾隆皇帝越到老年，越形成一个心理定势：成绩是主要的，问题是局部的。乾隆晚年连续爆发多起贪污大案，他却认为这不过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既已发现和处理，就证明问题已经解决。

　　那么，为什么天下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只有老皇帝视而不见呢？因为晚年乾隆成了“洞穴人”。《“倒萨战争”与萨达姆的结局》一文说过：“他是自己权力的俘虏。他看到的、听到的，都是支撑权力的正面信息，负面的信息都作为错误的信息被清洗掉了。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机制，它自动地过滤掉错误的信息，输入正确的信息。在此情况下，这个领袖往往无法正确地看待自己和世界，他甚至都无法对自己的力量形成恰当的符合实际的判断。”

　　专制者极易成为“洞穴人”，因为周围聚集着大量以窥测他心思为生的人。“精明太过”到“颟顸糊涂”，中间并没有什么鸿沟，只需要心态转变。在大量的“正面报道”的包围下，他对尹壮图的“负面报道”无比愤怒，也就可以理解了。

　　古代盛世的特点

　　北京晨报：乾隆朝可能是官方文本中“盛世”一词重复最多的时代，远超历史上任何时期，那么，古代的盛世特点如何？

　　张宏杰：生逢盛世，是许多中国人对时代的最大期望。然而，每次盛世都以大规模的祸乱之世为前奏，而结局同样是大崩溃。因为历史上的盛世依赖的是人治，而非制度创新。

　　中国历史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个王朝埋头开拓时，不常提及盛世。相反，当问题重重时，却常高唱盛世，因为那是传统王朝统治合法性的证明。一个蒸蒸日上的政权不需要用自我宣传来壮胆，汉代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中，帝王和大臣从不自夸为盛世。南宋高宗赵构偷安一隅，国仇家恨尚不能报，却常自诩为盛世。大臣们称颂盛世之声也铺天盖地。在整个清代，盛世叫得最响的是雍正与乾隆晚期。

　　北京晨报：如果假设一下，乾隆的眼光能更开阔一些，历史的进程是否会有所改变？

　　张宏杰：这只能是猜测，如果马戛尔尼来华正值乾隆初期，可能他对世界大潮会更敏感一些，但也可能依然麻木。乾隆视野受限，他的知识结构不足以理解新的变化，即使在今天，我们已生活在信息时代，许多人对世界文明不照样视而不见？许多国民的心态，比110年前的义和团又改变了多少？一个人很难突破自身教育、经历的局限，这只能靠时间来慢慢淘汰。    陈辉/文

　　张宏杰 　渤海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著有《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中国人的性格历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