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喜忧参半 莫言获奖能否唤起文学"第二春"

　　当代文学喜忧参半

    莫言获奖能否唤起文学“第二春”

　　连日来，文学界对莫言获奖众说纷纭。有观点认为，莫言获奖预示着中国当代文学即将焕发“第二春”。而事实真的如此吗？昨日，记者采访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协文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包明德。他表示，莫言获奖使文化界的自信心得到了有效提升，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当代文学第一次火爆中国

　　蒋子龙、张贤亮等作家曾红极一时

　　包明德表示，莫言获奖，再度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当代文学的讨论。就当代文学而言，第一个春天应该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从《班主任》、《围墙》、《乔厂长上任记》开始，文学在那个时代着实火了一把。那时候写小说、写诗歌的爱好者很多，一篇好的作品就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甚至还能对社会起到很大的影响。那时候涌现出了蒋子龙、张贤亮、张承志等一批优秀作家，作品也开始了从思想到表现形式上的探讨，莫言的红高粱系列就是那个年代诞生的。八十年代文学的兴旺还带动了影视，当时许多好的电影和电视剧都来自于对小说的改编。后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文学不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作家的称号也变得不再值钱。于是，各种诸如“中国文学行将就木，中国作家没有思想”等一些不好的说法弥漫开来，久久不散。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可以说是给眼下的中国文学打了一针强心剂，暂时为各种争论画上了一个句点。

　　当下文坛仍不乏优秀作品

　　莫言获奖激起读者对其再次关注

　　包明德认为，其实现在写作的人并不比上世纪八十年代少，所涌现出的思想和艺术质量都较好的作品也不逊色于那个时期。譬如，吴克敬的《手铐上的兰花花》，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表现了新时期北方女性的追求与向往，使悲剧在人性美中得以深化与升华；骏马文学奖得主肖勤的《丹砂》，关注当代农村留守儿童和老人的精神生活和情感，把迫切的社会问题还原为具体的生活疑难，令人感受到一种质朴、温润，关注百姓的精神品质；还有毕飞宇的《推拿》，折射出全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等等，都表现了文学群体对社会的关怀与责任。这些作品都是勇于直面现实，有思想性和时代性的，描绘出社会共同的诉求、理想和愿望，给人以引领和启迪。

　　包明德说，莫言获奖使中国文学真正走向世界，或隐或现地再次激发了中国作家们的创作热情和读者们的阅读热情。多年来，西方的架构文学观念往往忽视中国的作品，导致中国人对缺席诺奖看得很重。“过去我倾向于强调对诺奖别太计较，但它毕竟是世界公认的对某一作家的最高认可方式，客观上是有激励作用的。 ”

　　包明德坦言，当前文学的繁华又是表面的，跟网络发达有关。中国文学能不能通过这次诺贝尔文学奖而有所提振，并为中国文化积淀更多的内涵，还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记者 李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