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称南长街54号非梁启超故居 档案拍卖有悖遗愿(2)

　　■梁启勋后人：

　　54号是梁启超“行营”

　　孙军是梁启勋的外孙，1957年出生，今年55岁，从小生活在南长街54号。在他的印象中，这座院落很大，房子很高。

　　由于这次拍卖的关系，北京匡时需要拍摄一部关于南长街54号的纪录片，孙军因此十分详细地回忆了从母亲梁思明女士等长辈那里听到的、关于这个院子和梁启超之间的事情。

　　“(这个院子是)1917年盖成的，钱大概是他们兄弟俩一块出的，梁启勋多一点，梁启超稍微少一点，但是他们俩差不太多。”

　　梁启勋后人称这个院子为梁启超的“行营”，“他只要到北京来办事或者是到清华来讲学的周末都在这儿住”。“那会儿我记得这个院里曾经非常热闹，非常风光，梁启超一来的时候客人非常多，不得了。马车、汽车从我们家一直排到南长街口外，一直到中南海西门那块，全在那儿等着。我妈说民国前后那些风云人物都来过。”

　　孙军认为，南长街54号是梁启超在北京的固定住所：“不是临时住处，是相对固定的，因为家里很多东西就是他的东西。他们家在天津，他北京除了这儿没有固定的住处，清华周一到周五，在清华讲学每周六下午到这儿住。”

　　“他1929年去世，这段时间，尤其是晚年，后来住的更多，最后从这儿进了协和医院，两次住院都从这儿走的。”

　　孙军还记得母亲曾说过梁启超的一个习惯：“他每天晚上吃完饭就要打两圈麻将，他打麻将谁都不能说话，因为他打麻将的时候在构思要写的东西，他写东西都是晚上写。他也总是输，他不考虑输赢的事。”

　　对于此次拍卖的梁启超在南长街54号使用的家具，孙军表示：“书桌跟饮冰室一样，基本都是一种木头，原来的地毯、沙发，所有的家具跟饮冰室是同时定了两套，一模一样的，特别是沙发，很多家具，橡木家具、柚木家具，是同时做的，很难分清楚他们俩谁是谁的东西。”

　　■南长街54号身世难查

　　关于南长街54号营造经过、产权属性的文字记载很少，《新会梁氏·梁启超家庭的文化史》一书写道：“1914年11月，梁家买下北京城内南长街的一栋房子，成为启勋的住宅。”这种说法显然过于简单，并且与梁启勋后人回忆不符，但即使这种不确切的记载，数量也很少。

　　《梁启超传》作者、文化批评家解玺璋认为，南长街54号可以肯定是梁启勋的房子，对于梁启超来说，那里是他在北京的一个重要落脚点，但还不能说是梁启超的故居。

　　比较详细的营造资料来自于一份梁启勋的自述：“自1911年至1914年我是卖文为业的。1914年下半年在财政部当一个小职。1918年将七年积蓄在南长街买得一块空地……用碎砖下材，筑得瓦房和灰棚等大小四十间。”这份自述并没有提到梁启超，不过，该材料来自于网络，其真实性尚未得到确认。

　　还有一种说法称，梁启勋建房资金不足，梁启超解囊相助，之后梁启勋有意归还，被梁启超拒绝，称“反正我也会去住”。这种说法符合兄弟之间的处事常理，不过，这仍是基于记忆的转述，没有直接证据。

　　对于梁启超之所以没有在北京买房的原因，相关记载倒是比较详细。《梁启超年谱长编》中收录梁启超1912年给梁思顺的信中写道：“吾十年来，颇思念北京房子，谓为安适，今乃大觉不便，汝二叔更大打击，吾初亦有迁居北京之意，今不复作此想矣。非惟房屋不佳，即应酬亦不了也。”

　　1912年11月，梁启超回国，北京各界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袁世凯也以最高礼遇接待梁启超。随后的日子，梁启超频繁入京，参与新政府的活动。此时正值俄国扶助外蒙独立并签订《俄蒙条约》，明确不准中国军队进入外蒙，国内一片哗然。政府无所作为，各方力量邀请梁启超入京出谋划策，梁启超在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写道：“政府狼狈求救，社会沸热如狂，吾处其间，应付殊苦。……冯国璋则一日两至。”

　　可以看到，梁启超本人很想定居北京，但无奈北京应酬事务过多，且政局不稳，而强烈建议梁启超不在北京定居的，正是梁启勋。因此，梁启超在北京没有属于自己的住所，南长街54号是临时住所之一，在梁启超的一些书信中，也常可见“南长街”的内容。

　　■两兄弟后人关系疏远

　　梁启超1929年去世，生前与梁启勋关系十分密切。后者仅比梁启超小三岁，一直生活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他的一生没有梁启超那么轰轰烈烈，不过词学方面在现代学林占有一席之地。

　　清末，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流亡日本，梁启勋则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在梁启超结束流亡回国之后，梁启勋随行左右，帮助梁启超打理公私事务。梁启超在写给女儿梁思顺的信中曾感叹：“汝二叔现在为我身边刻不可离之人。每日代我会客办事、出纳金钱、管理寓中诸务，亦无一刻暇。”20年代，梁启超因病住院，生活上更离不开梁启勋的照顾。梁启超长子梁思成与林徽因二人结婚的文定大礼也是梁启勋在“南长街54号”帮助操办，与新人在加拿大举行的婚礼比肩而重。

　　不过，这种密切的关系并没有在其后人当中得到延续，事实上，梁启超后人同梁启勋后人之间，已经没有了来往，这也是此次梁启勋后人拍卖梁氏档案遗存，而梁启超后人事前毫不知情的原因。

　　关系破裂主要是因为，梁启勋在抗战期间曾出任伪职。

　　梁柏有女士回忆道：“抗战期间，梁思成带领弟弟妹妹，跟梁启勋断绝关系，当时我们正在上中学……”

　　梁启勋的外孙孙军也曾谈到这段历史，不过，在孙军的描述中，梁启勋“身在曹营心在汉”，在日本的联合准备银行工作期间，搞了很多日本金融商业方面的情报，通过次子梁思睿送往抗战陪都重庆。

　　这段历史导致了两家人的隔绝，正因为如此，梁启超后人对拍卖方在宣传措辞中常用笼统的“梁氏后人”感到不满，希望对方能在措辞上更加严谨。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其子女遵其遗嘱，将他在天津“饮冰室”书斋的全部藏书2831种、41470余册捐赠给国立北平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前身)。1997年4月，少量梁启超文物又被其子女捐献给第一历史档案馆。

　　据梁思礼回忆，梁启超曾给后人说过，他的东西要捐献给国家。因此，梁启超后人从来没想过梁启超的东西会被拍卖。

　　“现在别人要卖，我们感到遗憾。”梁思礼先生说，“我们只是想表达我们的态度，希望把历史交待清楚。至于拍卖本身，和我们没有关系，也不想挑起什么争端。我们这次把态度说清楚了，今后不想再说。”

　　1966年，也就是梁启勋辞世之后的第二年，“南长街54号”没能逃过“文革”抄家的厄运，许多珍贵文物、信札、照片、股票焚毁、遗失。1982年，梁启勋后人搬离。

　　如今，不到百年的“南长街54号”难逃被拆迁的命运，昔日官贾盈门的大宅，只剩下孤零零的院门和一片废墟。

　　(本版资料图片为匡时拍卖公布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