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过马路引讨论 学者：中国人没有权利意识

　　最近，一个“中国式过马路”的话题成为网络热点，事件起源于一名网友在网上发布的“中国式过马路，就是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随后，许许多多国人过马路、闯红灯乃至翻栏杆的图片被网友发掘出来，有网友调侃，十字路口成了景阳冈，非得“等凑了二三十人，一齐好过冈。”

　　“中国式过马路”引发国人对于公共规则问题的思考和讨论，有人认为，“法不责众”的心理是“中国式过马路”现象普遍的原因，也有人认为，国人缺少基本的修养和公共道德。还有评论者认为，并不能简单苛责其为不守公共规则，因为我们处在一个“能人时代”，“‘我爸是李刚’现象比比皆是的时代里，一个正常社会所不可或缺的程序、规则、法律之类，随时都可能被践踏。而靠拼爹、拼钱、拼权、拼色、拼关系上位，不守规则已经成为有能耐的标志，被竞相效仿。”

　　究竟是什么造就了“中国式过马路”的现状？是国民素质问题，是管理问题，还是社会环境使然？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说：“规则之所以不被遵守，是因为规则并非公众参与制定的，而是管理者制定的，因此一旦有人违反，大家就都会很快乐地跟上去。”

　　“破窗理论”的现实版

　　北京晨报：“中国式过马路”引起大家的讨论和思考，您怎么看？

　　乔新生：首先我不赞同这个说法，因为这种表述并不准确，这是一种“广场效应”或者“群体效应”，并非今天才有，也并非中国才有。早在古希腊，哲学家们就已经发现这个现象，人群有时候就像羊群一样，只要有一个行动，其他人也会跟着做。20世纪美国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琳提出的“破窗理论”也是揭示这种现象的：“如果有人打坏了一幢建筑物的窗户玻璃，而这扇窗户又得不到及时的维修，别人就可能受到某些示范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窗户。”

　　北京晨报：有人观察发现一个十字路口1小时之内有600人闯红灯，为什么这个现象如此普遍？

　　乔新生：为什么这么多的人不愿意遵守规则，这是因为规则不是公众制定的，而是交管局制定的，并没有获得多数人的认同，大家不觉得这个事情和自己有关系，不觉得维护公共规则就是维护自己的利益，实际上，我们的许多规则，也并非是为维护公众的利益制定，而是为了管理公众制定的，公众既没有认同感，又身为被管理者，自然就会想：“我为什么要配合呢？为什么要维护它呢？”而且，只要有人破坏这个规则，大家都会很快乐地跟上去。

　　乔新生：别过分苛责中国人的素质

　　“中国式过马路”再次引发了关于“国民素质”问题的讨论，批评者认为，“宁肯在喝茶、聊天、看电视上花费大量的时间，也不肯为等红灯花一点儿时间，这说明国人的基本修养、公共道德意识还不够。”

　　事实果真如此吗？关于“国民性”、“国民素质”等等的批评看起来畅快淋漓，但真的找到了问题的根源吗？乔新生说：“不要过分责怪中国人的素质，如果要说素质，只能说中国人太善良了，而不是太恶劣了。”

　　法不敢责众

　　北京晨报：“法不责众”这个词在这个现象中被反复提起，是法的问题，还是众的问题？

　　乔新生：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不仅反映出中国人法律观念上的误区，也反映出现在许多法律制定规则的问题。

　　北京晨报：观念上有什么误区？

　　乔新生：如果对法律不满意，人们会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苏格拉底的选择，法律非常荒诞，但仍旧要遵守。另外一种是梭罗的选择，即逃避法律，回避法律。许许多多“中国式……”现象，都不属于这两种选择，而是去破坏，去故意违反。这并非是一种正常的法律观念。

　　北京晨报：法律规则的问题又在哪里？

　　乔新生：问题在于，我们的法律和规则，缺乏科学精神，所以它不敢责众。法律的制定，是遵循少数人的意见，而不是多数人的意见，即便是有听证会，也往往变成遮羞布，老百姓既然没有参与到法律和规则的制定中，自然不会敬畏，即便违反，也不会有道德上的羞耻感，因为人们都觉得法律规则是管我的，不是保护我的，违反的时候甚至会有快感。

　　规则应该由公众共同制定

　　北京晨报：公共生活、公共道德、公共规则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新东西，怎么样才能建立公共生活的规则意识？

　　乔新生：中国传统社会中确实没有这些东西，人们不需要遵守公共规则，因为传统社会是一个“朕即法律”的社会，法律规则的制定，老百姓没有任何发言权，对老百姓来说，只有义务，没有权利，自然不会有参与意识，也不会有维护规则的意识。到了现代，虽然有了相对完备的法律制度，但是它的制定依旧和公众无关。

　　北京晨报：如何才能让人主动维护和遵守规则呢？

　　乔新生：一个基本的原则是，谁制定规则，谁就会维护和主动遵守规则。现在我们的社会改革仍旧是行政主导，规则的制定也是一样，来自于行政手段。是一种少数人制定的制度，那么对于没有参与制定制度的多数人来说，遵守是被动的，而被动遵守的规则，最容易被破坏，过马路的问题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体现，回到原点去看，最终的问题其实还是由谁来制定规则的问题。

　　传统社会没有真正的法律

　　北京晨报：公共生活中的规则来自于什么样的基础？其原理又是什么？

　　乔新生：无论是法律还是规则，其原则都来自于对少数人权力的约束，对多数人权利的保护。中国传统社会中没有这些概念，传统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以家为本的社会，国家其实应该是家国，家在国前，而且国也不过是一个放大的家，是皇帝一个人的家。这样的社会中，其实没有真正的公共生活，自然也没有公共规则。公共规则来源于西方，西方国家大多建立于城邦的基础上，真正有国家的概念。无论是古希腊的广场辩论，还是欧洲的议会制度，都是一种公共规则，是多数人的民主，这种环境下的法律，是以普遍约束权力为原则的，像是英国的大宪章，其根本就是约束国王的权力。

　　北京晨报：中国传统社会也有法律，和现代有什么不同？

　　乔新生：传统社会的法律和现代法律的概念是不同的，现代法律观念起源于西方，建立在多数人民主协商的基础上，而封建中国的法律是建立在“朕即国家”的基础上。规则和多数人无关，多数人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在晚清时代，曾有不少思想家、改革家试图在中国引入西方法律制度，但是无法解决上层结构的问题，最终失败，只能以暴力进行革命，其实这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怪圈，暴力推翻原有规则，然后又通过暴力建立和维护新的规则，最后再一次被暴力推翻，究其根本，其实原因都在于规则只是少数人的。

　　“中国式过马路”不仅是素质问题

　　北京晨报：“中国式过马路”再一次引发了关于国民素质的讨论和批评，您认为国民素质需要提高吗？

　　乔新生：自鲁迅以来，对于中国人劣根性的讨论已经非常多，也已经很深入。反躬自省，我们确实有很多缺点，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世界上哪里有完美的民族，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各自的缺点。中国人固然有不少不好的地方，但也正是这样的中国人，创造了悠久灿烂的文明，所以，我觉得不要过分苛责中国人的素质，如果一定要说素质的问题，只能说中国人太善良了。

　　北京晨报：为什么这么说？

　　乔新生：中国人对于侵害自己权利的现象太多容忍，很多人说中国人缺少权利意识，这是事实，但为什么缺少权利意识，还是因为没有几乎参与社会规则的制定，没有机会去维护自己的权利。到今天，大多数法律规则的制定，仍旧和老百姓无关，权利意识自然难以觉醒，对法律不是尊重，而是蔑视、漠视。

　　北京晨报：不遵守公共规则、公共道德也是善良的表现吗？

　　乔新生：这其实是相同问题的另外一面，就如前一段时间飞机上打架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为什么在飞机上打架？为什么非得你争我抢？我觉得是我们活得太紧张、太拥挤了，不你争我抢就活不下去。

　　公共生活

　　需要维护

　　北京晨报：如何改变这种现象，让每一个人都有公共生活的意识？

　　乔新生：这几年我们开始“开门立法”，意思就是让公众参与到制定规则的过程中，使得法律真正体现多数人的意志，既然是公共生活，必然是多数人的生活，其中的规则自然也需要多数人认同才行。而开门立法，正是建立人们对法律的认同感的渠道。

　　北京晨报：具体来说有什么方法？比如城市中公共空间的生活规则，如何能让人们主动维护？

　　乔新生：我的建议有三点。第一，管理部门更多征求民众的意见，公共生活是公众的事情，不是管理部门少数人的事情，这涉及到所有人的利益，自然需要大家共同制定规则。其二，城市、社区规划应该稳定科学，今天这里立个栏杆，明天那里设个路障，有经过公众的同意吗？既然没有经过公众的同意，人们就不会认同，自然也就有人翻越。其三，改变改革的思维，老百姓安居乐业。在欧洲，可能一个小城几百年都没有变过样，而我们的城市，十年不动那都是奇迹。安居才能乐业，社会才能健康稳定的发展，人们也才有生活可言，而不仅仅是生存，不仅仅是活着。有了生活，才有公共生活，才可能去维护公共生活的规则。

　　晨报记者 周怀宗

　　乔新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商业法研究会理事，湖北省传播法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