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写作时,我是个皇帝
资料图:莫言。廖攀 摄
一
在我的想象中,莫言生长于一个神鬼出没、仙灵成群的地方。在那里,人们吃苦耐劳,精神乐观,得过且过。乡亲们见惯了生生死死,哀哀乐乐,贫贫富富。大人们与土地庄稼为伍,渐渐衰老;小孩子与河汊湖泊飞禽走兽为伍,在不知不觉中长大成人;老人历经沧桑性情淡然,在历史故事中眼神迷惘。
三百年前,在莫言故乡北边三百里地的淄川,落第秀才蒲松龄摆开龙门阵,酒茶待四方,有故事的讲故事,没故事的默默沉思,不管南来北往,大家都是好兄弟。在蒲松龄的神魔小说世界里,一切生灵事物都息息相通。现实和想象相通,未来和过去相通,人与鬼狐相通,仙境与俗世相通。
一直活到七十多岁,蒲松龄仍然是一个口若悬河、舌头生花的落魄秀才。
在莫言故乡西边郓城县,八百多年前,一个动不动就泪流满面的县城小官押司宋江,率领一帮愣头愣脑、没心没肺、心狠手辣、快意恩仇的好汉占山为王,盘踞水泊梁山,整日里打家劫舍,杀人放火,做成了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
那是一个人杰地灵,圣贤和贼盗此起彼伏、相辅相成、故事成山的地方。
在那里,每个人都是宋江,每个人都是蒲松龄,每个人都是孔孟,每个人都是盗跖。随着时代的轮盘,他们变换着自己的面孔。到了一个特定的时代,再度出现。他们的故事,流淌在祖祖辈辈的血液里,飘荡在村头村尾的参天大树上。
莫言出生于 1955 年 2 月 17 日,农历乙未,正月二十五,属羊。这是山东省高密县河崖乡平安庄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家庭成分为富裕中农。就是这个微妙的“富裕中农”成分,把莫言的童年、少年时期压迫得喘不过气来。因为爷爷的心灵手巧、勤劳诚恳,莫言家在土改前拥有十几亩地。土改时,他们被划分成了富裕中农:既不是“可以团结”的中农,也不是打入另册的“地富反坏右”。莫言后来在小说里曾痛苦地反思说,干脆直接打成“人民公敌”的“地富反坏右”也就算了,这样他们可以彻底死心,老老实实地干着被监视的劳动,或被批斗和游街。但“富裕中农”保留这一线根本不可能兑现的希望,使得“父亲”总盼望能讨好各种“上等人”如村支书、大队长、贫下中农等,每天惴惴地看他们的脸,胆战心惊、谨小慎微。莫言在小说《枯河》等作品里,都写到了这种令人绝望的恐惧。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一个人的生辰八字很重要,从这里面能够看到一个人的人生走向,未来的前途。可惜的是,莫言的母亲记不清他出生的具体时辰了,只记得是鸡叫头遍,天将破晓的时分。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大家庭里,像莫言这样一个迟到者,又不是贾府里的贵公子贾宝玉出世,有些事情也就含含混混,将就过去了。
这时春节刚过不久,关于财神爷、饺子和鞭炮的记忆,关于各种祝愿和憧憬,都还在生活中弥漫,山东高密东北乡的村民还笼罩在喜庆的气氛之中。严寒笼罩大地,春耕尚未来临,万物仍在蛰伏。母亲腹中的莫言,却在这个不合时宜的时刻,蠢蠢欲动。
高密东北乡地处平度、胶县和高密三县交界处。上个世纪初,这里还蛮荒一片,是个三不管的地方。平安庄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几十栋土墙草顶的房屋稀疏地依偎在胶河的怀抱里。村庄虽小,村中央却有一条宽阔的黄沙大道,道路两旁杂乱无章地生长着槐树、柳树、柏树、楸树和几棵一到深秋便满树金叶、不知其名的树。村里有一座天主教堂,夹杂在农户房屋的中间,教堂顶上尖尖的十字架直插苍穹,似乎隐秘地在跟上天交流着关于东方这个神秘国度的苍生的消息。
这是已经完全中国化的教堂——莫言在长篇小说《丰乳肥臀》里一开始就写到了这座教堂,写到了那个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几十年如一日地呆在中国,已经能够讲一口流利的高密话的瑞典神父马洛亚——天主教堂以其特有的神圣、执着、友爱和怜悯,在上个世纪深入到古老中国最偏僻的村落,甚至钻到了万山怀抱的云南怒江深处。
在高密东北乡平安庄,这样一座天主教教堂,历经了风风雨雨,已经融入了村民的记忆深处。这是一座中国化的天主教教堂,目不识丁的乡亲们一度在教堂里虔诚地唱着赞美诗,让自己的灵魂与天主同在。
后来,村民们被强迫信奉了另外一些神灵,这样教堂就变成了一种令人疑惑的陈迹了。
平安庄的黄沙大道一直向东延伸,蜿蜒出村外,变成了黑色的泥路。黑色的泥路弯向东南,连接了一片草甸子。春天,这里绿草如毡。星星点点、五颜六色的小花朵,宛如这毡上的美丽图案。草甸子里有叫声婉转的鸟,有动如闪电的脱兔,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在蓬勃地生长。这些动物和植物,日后都成了莫言的朋友。
在平安庄外面,围绕着大片大片的黑土地,闪烁着无数大大小小的圆形池塘。这些池塘,在夏天雨季来临时,会泛滥成灾,形成另外一种景观。过了墨水河,南岸,就是大片大片的红高粱地。在这片神秘的、煽情的土地里,上演过无数真实与虚幻、激情与冷漠的故事。莫言对这种有着巨大反差的故事情有独钟。他喜欢在大爱大恨中叙述,在大悲大喜中表达,在虚虚实实中想象。在很多文章中,莫言的家乡,已经变成了一个传说、故事萦绕的国度。儿童时代所听到的蛙声虫鸣,穿过三十年的雾障,令迷失在城市高楼大厦里的莫言如聆仙乐;儿童时代所目睹的彩色草甸子和花团锦簇,令徜徉于大大小小胡同、置身于蚁行市民之间的莫言心明眼亮。他一旦想通了这点,就打通了自己的奇经八脉,变成了一个通人:通向记忆中色彩缤纷的国度的一个归人。
莫言的写作,在姿态上是回归的、后退的。他要后撤到记忆的深处,在“渗透到岩石中的声音”里顿悟、禅定。
在莫言的儿童时代,水是浩大的记忆。他对家乡的“马头一样的河水”的表达,引起了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深刻共鸣。
在黄河中下游所覆盖和延伸的平原地带,在黄河口忽南忽北、造就水泊梁山也湮灭水泊梁山的广大区域,河水都高于平原,是地上河。这是一种很特别的景观。黄河沿岸的村民,千百年来都有出劳力去堆垒坝岸的义务。他们的身影,早已消失在漫长的历史尘埃之中。
疏浚河道,建筑坝岸,抵御洪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成为北方中国隐秘的集体无意识。圣人出,黄河清。或者,黄河清,圣人出。那些在历史中早已经化为尘灰的无数庸众,一次又一次地从河道里挖出令人惊奇的石碑,上面写着任由别人解释的文字。他们被这些从地底深处出现的,像水泊梁山那样从天空中裹着火球降临的巨大能量震慑。对这种神秘力量的解释,形成了一次又一次席卷北方中国的大风暴。风暴到处,哀鸿一片。整个中原大地,就在这种水与火的磨炼中,野火烧尽,春风吹生。一代又一代的百姓,懵懂无知地生存着,不是被皇帝所管辖,就是被流寇所主宰。这样的洪流,使得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之一的中原,最终满目疮痍。
黄河大水,不仅是民生中的灾难,也往往被解释成某种天意。莫言出生时,他们大家庭里已经挤满了一大堆人口。爷爷奶奶,没有分家的叔叔婶婶和大他四个月的堂姐一家,他的父亲母亲、大哥、二哥和大姐,共有十几口人。后来,莫言的婶婶又生了几个比莫言小的男孩,这个家庭人就更多了。
莫言的母亲把他生下来,除了给家里增添一张似乎永远不能餍足的嘴巴之外,并不能给这个大家庭带来多大快乐。莫言的童年记忆不算美好。饥饿和孤独,是莫言那个时期大多数同龄乡村孩子的共同记忆之一。
莫言在散文《超越故乡》中这样描述自己的诞生:“1955 年春天,我出生在高密东北乡一个偏僻落后的小村里。我出生的房子又矮又破,四处漏风,上面漏雨,墙壁和房笆被多年的炊烟熏得漆黑。根据村里古老的习俗,产妇分娩时,身下要垫上从大街上扫来的浮土,新生儿一出母腹,就落在这土上??我当然也是首先落在了那堆由父亲从大街上扫来的被千人万人踩践过、混杂着牛羊粪便和野草种子的浮土上。”
从大街上扫来尘土垫在产妇身下,这种习俗似乎暗示着人的生命从土中而来,因土而生。同时,也昭告着这样的事实:人也是一种卑贱如土的生灵。唯其卑贱,才有野草般顽强、旺盛的生命力。
尘土的记忆,从莫言诞生起,似乎就缠绕着他的人生。莫言在长篇小说《丰乳肥臀》里写到上官玉女和上官金童这对不幸的双胞胎的诞生,场景有些类似,显见着来自于他的被长辈讲述过的记忆:
“马洛亚牧师提着一只黑色的瓦罐上了教堂后边的大街,一眼便看到铁匠上官福禄的妻子上官吕氏弯着腰,手执一把扫炕笤帚,正在大街上扫土。她悄悄地、专注地把被夜露潮湿了的浮土扫起来,并仔细地把浮土中的杂物拣出扔掉。
上官吕氏把簸箕里的尘土倒在揭了席、卷了草的炕上,忧心忡忡地扫了一眼扶着炕沿低声呻吟的儿媳上官鲁氏。她伸出双手,把尘土摊平,然后,轻声对儿媳说:“上去吧。”
两行清泪,从上官鲁氏眼窝里涌出。她咬着下唇,使出全身的力气,提起沉重的肚腹,爬到土坯裸露的炕上。”
在《丰乳肥臀》这部倾注了莫言最多心血和情感的长篇小说里,莫言再一次地把自己出生的想象图景,用繁复的语言和杂耍般堆砌的词汇表达出来。上官金童这个角色,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视作莫言的精神自传,是他想象中自我完善的化身。上官金童用拒绝长大成人的态度,对这个多灾多难、凶险万分的世界进行了断然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