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悦然坦言有中国人贿选：获奖奖金归你名誉归我

　　悦然夫妇与记者们一起在静安别墅1025里弄散步。

　　(特派记者刘功虎)瑞典著名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先生应邀来华，昨日起在上海举行“《巨大的谜语》——与马悦然一起谈诗论译”系列活动。昨日下午，为回应全国各路媒体要求采访的强烈呼声，他在夫人陈文芬陪同下来到上海古旧的静安别墅1025里弄，与媒体记者面对面，畅谈莫言、莫言作品和中国文学。他面对媒体表示，“颁奖给谁，18个评委会有漫长、激烈、多轮的意见交换。今年莫言得奖，大家的意见算是比较一致的”。

　　马悦然生于1924年，一生致力于汉学研究，尤其着重于诗歌历史的发展。他译成瑞典文的中国文学上古、中古、近代、现代与当代的著作总计50册。他同时也是现代瑞典语著名诗人的英文翻译者。中文著作包括《俳句一百首》、《另一种乡愁》。

　　马悦然对诗歌有着毕生的热爱之情，但是此次首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莫言是一位小说家。媒体普遍认为这离不开他的推举，而他的推举又是与个人偏好有所区隔的。对于这种说法，马悦然并不认同。他直言不讳道：我们每一次争论都很激烈，推荐一个作家是今年2月1日以前寄给瑞典学院的，以后有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小组，15个人，他们从250个推选对象中选三四十个人介绍给院士们，到3月、4月，名单缩小了，到5月底只有5个人。我们瑞典学院一个夏天都不再开会，而是专心看那5位作家的作品。9月份又开始开会，讨论这5位作家到底谁该得奖，开始投票，投好几次，每一个人一定要把自己的意思讲出来，最后投票在10月初，决定谁要得奖。今年不太激烈了，意见比较一致。

　　昨晚7时，他转战东方艺术中心，开讲“中国小诗的发展和特翁的俳句”。23日、24日他还将在沪连续展开两场文学活动。

　　　马悦然：

　　真有人贿选，绝不发“莫言”财

　　在昨日的媒体非正式交流会上，马悦然畅谈莫言作品与中国文学的特色与风情，谈他和莫言的交往经历，也毫不回避近来境内外媒体对莫言获奖以及诺奖的各种猜测与争议。而他用最直接的回复，解答了记者的诸多疑问。

　　“莫言是什么身份一点也不重要。他在著作里所表达的对中国社会的看法，才是最重要的。”

　　“莫言的短篇小说出来后，我改变了对他的观感，衷心佩服他的文字掌握能力非常好。”

　　关于诺奖

　　关于莫言

　　“很多外国人在关注中国文学，但是因为翻译成外文的著作太少。莫言的那些翻译著作帮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

　　“没有一个我读过的中国作家敢给我写这样的信。中国很多真正的作家怕跟我见面，也不敢签名送书给我。”

　　记者：此次诺奖为什么会选择颁给莫言？

　　当然中国有很多作家，也有很多诗人，很多人当得起诺贝尔文学奖。别人暂时没有得到，而莫言得到了，就这个样子，很简单。

　　记者：很多人觉得，在中国，和莫言一样优秀的中国当代作家或比莫言更优秀的当代作家都没有得奖，但是莫言得奖了，这是否意味着诺奖有一定的随意性？

　　马悦然：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一个世界冠军，奖是颁发给一位好的作家，莫言是一位好作家。世界上好的作家可能有几千位，但是每年只能够颁发给一位作家。今年我们选的是莫言，明年评给另外一位，不是什么世界冠军，就是颁发给我们这些评委认为很好的作家的一个奖项而已。什么是好的文学呢？当然这个是非常主观的。我不能说莫言是最好的作家，但是我可以说莫言是一位好的作家。你没有什么客观的根据说：A是一个很好的作家，B是一个不好的作家。完全是主观的。

　　记者：很多舆论对诺奖这次颁给莫言表现出不理解，你是否注意到了这些言论？

　　马悦然：我知道他们的非议，主要集中在莫言的官方身份，认为他是共产党员，不但入了党，还是作协副主席。他还抄写了《讲话》。这样的人怎么能得奖？他们不喜欢。批评莫言的那些人，他们连他的一本书都没有读过，他们不知道里面写了些什么，胡乱“开枪”，这个让我非常生气。

　　我读过莫言很多作品，也读过很多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但是我认为没有一个作家比得上莫言，他实际上敢于面对中国最真实的现实，他敢于描写社会不公，他敢在作品里表达批评，但是别的人就不一定敢。那些跑到外国去的非常爱讲话的人，他们很轻易就来批评莫言，我觉得非常不公平。

　　《讲话》是一个历史文件，那是1942年的一个文件，对中国文学所起的作用是很强，没有这个文件可能就不会诞生一批相应的作品。正是因为有《讲话》，才会有新的文学。当然，此后《讲话》也产生了很坏的影响，“文革”时期的文学萧条就是直接结果。

　　莫言是什么身份一点也不重要。莫言在他的著作里面所表达的对中国社会的看法，这才是最重要的。

　　记者：评选诺贝尔文学奖的依据是什么？

　　马悦然：唯一的标准就是文学质量，对于作者的政治力量，我们是不管的，文学质量是唯一标准。

　　记者：你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莫言和他的作品的？

　　马悦然：我头一次跟莫言见面是在香港中文大学，我在那里当了一个学期的客座教授。有一天莫言来了，我们在一个下午谈了几个小时。第二天他就回大陆去了，为什么呢？因为要分房子。我不知道“分房子”是什么意思，觉得很奇怪。而且后来我知道，那一次他并没有分到房子。第二次是在台北，他跟大陆的9位作家一起在台北待了几天，有一天他们晚上出去看热闹，莫言不想去，所以我们在饭店里喝威士忌酒聊天。第三次是2005年，莫言他参加一个斯特林堡的戏剧节，是跟北大一起合办的，那天来的中国作家有李锐、莫言等。所以我们没有多少机会见面，但是我们经常通信。

　　记者：你曾经说过，莫言很会讲故事，但是写得太长了。但是在国内，他的长篇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们几个评委都读过他的长篇小说吗？你认为其水准到底如何？

　　马悦然：他的《生死疲劳》，我觉得就有点长，“不够味”。我曾经当面跟他说过自己的观感，他后来就试着写短，2004年上海文学刊登了他的小说《九段》，非常短，两页的小说，我觉得非常好，我马上翻译成瑞典文。那个短篇短到任何一个字都不必改。而且有沈从文的味道。他那个小说出来后，我改变了对他的观感，衷心佩服莫言的文字掌握能力非常好。我和妻子陈文芬甚至自己也试着写起短篇小说。

　　记者：你最早接触林语堂先生的语言，并开始喜爱上中文，林语堂的语言风格和莫言的语言风格有巨大差异，你怎么做到同时欣赏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风格？

　　马悦然：林语堂对道教的兴趣非常深，我读了他《生活的艺术》，我也对道教和哲学非常有兴趣，所以马上到图书馆去把老子的书借来读。马上就发现《道德经》译成中文、法文、英文的都不一样，我问一个瑞典汉学家哪一本译文最好，他说都不行，后来我说我愿意去学汉语。那是1946年8月。

　　读莫言会想到中国古代会讲故事的人，像写《水浒传》的，写《西游记》的，和蒲松林写的聊斋，莫言的讲话能力就是从古代讲故事的人那里学来的，当然他自己也学过外国作家，对他影响最深的是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现在我读中国文学口味很广，什么风格不重要，写得好才是重要的。

　　关于中国文学

　　关于传闻

　　记者：有一种判断说中国文学在世界处于边缘地位的，你是不是承认这种说法？莫言获奖以后将给世界文坛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马悦然：中国文学早就上了世界文学的榜单，很多外国人在关注中国文学，但是因为翻译成外文的著作太少。莫言可能是中国译成外文最多的一个作者，莫言的那些翻译著作帮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

　　目前世界文学的传播主要还是靠翻译。没有翻译，就没有世界文学。

　　记者：你觉得中国作家走向世界文坛方面还要做哪些努力？

　　马悦然：我只要读到好的中国文学著作，就很想把它翻译成自己的母语，因为我有责任，对我们同胞的责任，把我自己所欣赏的书都译成瑞典文，让我的同胞们也有机会享受我自己享受的文学。但是我的能力是有限的，我没有办法把所有我喜欢的文学作品都译成瑞典文，而是需要选择。比如说我非常欣赏闻一多先生的作品，我就把他的两个诗集翻译成瑞典文。我喜欢沈从文，就把他的很多作品翻译过来。

　　记者：中国现在扛鼎的这批作家，大多不会外语，会不会影响自己的创作水准？

　　马悦然：像李锐、莫言……他们都不会英文的，他们读外国作品都是翻译成中文的。我想这个影响不大。

　　记者：很多时候，我们读到国外作品的译文，就感觉失去了原汁原味，你在这方面有什么独到见解？

　　马悦然：最近山西有一个警察作家会到上海来。我翻译过他的书，一部叫《到黑夜想你没有办法》，是30篇故事，他写的北部非常穷的山村，那些农民的生活，他用的是山西北部的方言，有关于骂人的非常厉害的土话，有很多我自己都看不懂，所以我给他写信请他给我解释，我们半年的时候，每天都写信。

　　(马悦然妻子陈文芬补充)：我做了一个档案，那个档案差不多有3万字，非常好用，表现出一个汉学家翻译时所下的功夫，不懂就问。

　　记者：你曾经说过中国很多作家联系过你，希望得到你的推荐，获得诺贝尔奖。为什么中国很多作家都渴望得到这个奖项呢？

　　马悦然：我每一个月就会收到信和稿子，他们都给我寄来稿子，让我把稿子翻译成瑞典文，让他们得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他们不是什么真正的作家。有一个山东的文学干部，他半年之前给我寄了很多画，什么古书，我都给他送回去。后来他就不送我，改送别的评委了。

　　那些找我的人甚至跟我说，“获奖的奖金给你，名誉归我”。但是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没有一个我读过的中国作家敢给我写这样的信。中国很多真正的作家怕跟我见面，也不敢签名送书给我。

　　记者：网上有传闻说你翻译的莫言作品即将在瑞典出版，你却没有避嫌参评，因此这是一次商业机会的炒作？

　　马悦然：我喜欢莫言的中短篇小说，我认为他的《透明的红萝卜》写得太好了。我曾经将他的3个中篇小说(包括《30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翱翔》)分别译成瑞典文给其他评委阅读。这些译作在诺奖发布之前我是不能发表的，我一发表就有人会说，这里面有内幕，有利益关系！我得等莫言得奖之后，才能出版这些作品。

　　公布莫言得奖之后，我把自己翻译的稿子寄给出版社，他们觉得太多，就分成两部，头一部包括刚才说的那3部作品，第二部要发表他最短的短篇，描写他小时候的经历，像《卖白菜》那样的作品，非常动人。

　　现在网上说，包括瑞典、欧洲都有舆论说，马悦然要借着莫言作品发财了。他们不知道，这个出版社是白白出版的，我一分钱都不要。因为我已经得到了钱了，我是瑞典学院的院士，瑞典学院叫我翻译莫言的作品，我翻译了很多，他们给我稿费了。

　　【记者手记】

　　他，文艺又幽默

　　刘功虎/文

　　马悦然先生今年88岁了，但是看上去身形硕大，十分硬朗。他与我国大陆各路媒体的见面会，昨日选在上海静安别墅古旧里弄的一间略显闷热拥挤的图书馆2666进行。

　　这个图书馆由一群上海文艺青年筹建，是一个地处闹市的安静读书场地，四壁都是书，空地只能摆下不到30张座椅。马悦然先生偕夫人抵达现场时，距离原定时间还有20多分钟。他们提议记者一起出屋散步，“别闷坏了”。

　　马老穿着对襟休闲唐装，一口普通话比他的夫人陈文芬显得更正宗；这也难怪，陈文芬是台湾人，而马悦然从1940年代就曾经深入中国内地，此后多年多次来华。资料介绍说，马悦然1948年在美国的一笔经费资助下，来到我国四川进行方言调查，那时的他还不会说汉语。从上海到重庆、成都，他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便粗略学会了可应付其田野考察工作的西南官话。

　　散步的路上，有成都记者向马老套近乎，他立即跟她们说起“川普”。他还提到，他与四川的老作家流沙河是老相识。

　　转了一圈古旧发黄的里弄，回到图书馆，时间刚刚好，他们立即切入正题。陈文芬担当主持人。她比丈夫小40多岁，快人快语，轻松幽默，开场就说：“本来我们今天来，觉得大家要问很多严肃的问题，心里挺紧张的。但是进来以后发现大伙儿看起来都是那么温柔可爱，一时之间心情放松不少。”

　　在交流过程中，马悦然多次谈到自己对中国古诗的喜爱。平时他会自己尝试写一些中国古体诗。当被问到他为什么喜欢中国“小诗”时，他幽默地表示，“因为这个学起来快，容易进入嘛！”记者顺势问他：“马老师既然这么喜欢中国诗，为什么这次没有把诺奖颁给中国诗人呢？”他继续幽默：“明年看吧。”

　　陈文芬在会上介绍，为了应对这次媒体见面会，他俩事先进行了“演习”。她在台湾干过媒体，当过记者，熟知媒体的问话策略和关注的焦点，所以在开场提问之前，她自己将媒体普遍关注的问题事先做了一番归纳，比如，这次诺奖为什么颁给莫言，马悦然到底喜欢莫言什么，等等，省了记者很多口舌。

　　马悦然在交流过程中，嗓子突然有点不舒服，夫人忙劝他喝水，并连带解释了为什么推掉了所有媒体的专访要求：“你们这下看到了吧？我们昨天刚飞到上海，有点累，还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习惯上海的天气。”

　　临到会面结束，有记者问喜欢老子庄子的马悦然最喜欢《道德经》里哪一句话，马老一时语塞，在夫人提点下，才答道，《道德经》的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