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为什么不颁给中国诗人?马悦然:明年看吧
瑞典文化人集体来华 上海迎来“诺奖季” 本报记者上海面对面———
自昨天起,与莫言获奖有关的几位瑞典作家、学者和译者将于近两日先后集体现身上海。这是早有计划的行程,与莫言和诺贝尔奖无关,但由于莫言获奖效应,他们的到来更加受到关注。
昨天下午,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马悦然偕妻子陈文芬现身上海2666图书馆。本来这次上海之行的目的是为了马悦然翻译的去年诺奖得主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Tomas Transtromer)的新诗与自传作品《巨大的谜语·记忆看见我》中文版的出版,但是却不可避免地要被媒体追问到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
据悉,与马悦然同行的还有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Kjell Espmark)。10月22日,埃斯普马克将出席其7卷长篇小说《失忆的年代》第一部《失忆》的新书发布。难得的是,莫言的瑞典文翻译者陈安娜也将于近日来到上海。
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不可不谈的话题。
88岁的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马悦然,在上海最好的季节,和妻子陈文芬一同现身上海静安别墅2666图书馆。一见到媒体记者,陈文芬便熟络地打着招呼,“你们不是去高密了吗?”有人抱怨莫言一获奖,媒体都忙疯了。曾经也当过记者的陈文芬说,“你们不知道,马悦然也累坏了。因为莫言和媒体说了什么,马悦然都得翻译。”——这着实是一项庞大的工程。
马悦然的精神看起来不错。在这场世纪文景“见证·266文景十年分享会”的收官活动开始前,他和妻子还饶有兴趣地参观了静安别墅的艺术馆、咖啡馆。一路上,两人一直十指紧扣。闲聊中,有人提道,“马悦然,你的朋友××生病了,你知道吗?”陈文芬一脸的无奈表情,“我们不认识他,经常会有各种误传。”这样的事情,似乎经常发生。
其实,同样的困扰还围绕着诺贝尔文学奖,各种传言,真假难辨。马悦然也会经常成为各种传言的主角。在昨天的见面会上,澄清一度成为发布会的主题。让人比较意外的是,马悦然、陈文芬主动大方地谈起了莫言和诺奖,马悦然谈性很浓,几次被问到要不要休息了,他都摆摆手说,“没关系。”在接近尾声的时候,陈文芬调侃的一句,“我们可以开始谈托马斯了吗?我们今天其实是为了他来的。”引得全场一阵笑声。
■“诺奖唯一的标准就是文学质量,对于作者的政治倾向,我们是不管的,一点不在乎。”
问:有人说您在这一次诺贝尔文学奖评选中,莫言获奖您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您认同这个说法吗?在这次评选中有一个很激烈的讨论过程,说服其他的评委是一个很艰难的工作吗?
马悦然:我们每一次争论都很激烈的。推荐作家是2月1日以前寄给瑞典文学院的,然后有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15人小组,他们从250个推选的人中选出三四十个人,介绍给院士们,说这个是我们初步的选择。之后3月、4月名单会缩小,到5月底只有5个人。我们瑞典学院夏天不开会,我们夏天看那5个人的作品。我们9月中旬又开始开会,马上就讨论这5个人的作品到底是谁应该得奖,开始投票。投了好几次,每一个人一定要把自己的意思讲出来。最后的投票是在10月初。今年不太激烈,意见比较一致。
问:有那么多优秀作家,评选诺贝尔文学奖依据是什么?他为什么会得到这个奖项,以及这个奖项有没有政治上的考虑?
马悦然:唯一的标准就是文学质量。对于作者的政治倾向,我们是不管的,一点不在乎。文学质量是唯一标准。
问:您刚才也提到莫言是对中国的社会现实最有批判性的一个作家,但是他同时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另外一面。你怎么看待一个作家在作品和现实生活中有点矛盾和悖论的一面?对一个作家,要求他在现实生活里具有同样的批判精神是不是太苛求了?
马悦然:我觉得著作是最重要的。他是共产党员,他是作协的副主席,这跟他的写作一点关系都没有。莫言在他的著作里面所表达的对中国社会的看法,这也是重要的。
问:很多人觉得在中国和莫言一样优秀的中国当代作家或者比莫言更优秀的当代作家都没有得奖,但是莫言得奖了,是不是说诺贝尔奖有一定的偶然性?
马悦然: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一个世界冠军奖,而是颁发给一个好作家的,莫言是一个好的作家。世界上好的作家可能有几千个,但是每年只能够颁发给一个作家。今年我们选的是莫言,明年选另外一个。什么是好的文学呢?当然这个是非常主观的。我不能说莫言是一个好的作家,我能说的是我自己认为莫言是一个好的作家。你没有什么客观的根据说A是一个很好的作家,B是一个不好的作家,完全是主观的。当然中国有很多作家也许有很多诗人也值得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没有得到,而莫言得到了,就这样,很简单。
陈文芬:诺贝尔奖选出一个作家他的名字叫莫言,不代表他就是中国最好的作家。
问:村上春树每年都是大热门,问题到底在哪里?
答:哎,不好说。我没有读过他太多的作品。
■“有的人得了奖之后写作就停滞了。我想莫言肯定不是这样的人,他内心很强大,是非要讲故事不可。”
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莫言作品的,你以前不是讲过莫言太会说故事,他写得太长了?
马悦然:我头一次跟莫言见面是在香港中文大学,我在中文大学当了一个学期的客座教授。一天莫言来了,我们有一个下午花了几个小时交谈,第二天他就回内地去了,为什么呢?因为要分房子,我不知道分房子是什么?我觉得很奇怪,后来听说没有分到。
第二次见到他是在台北,他跟苏童、王安忆等9个内地的作家来台北。有一天晚上其他人出去看热闹,莫言不想去,所以他跟我在饭店里喝威士忌酒。第三次见到莫言是2005年他参加一个斯特林堡的戏剧节,那天来的中国作家很多,所以我们没有多少机会见面,但是我们经常通信。
我确实觉得莫言的小说写得太长了,但是我看到2004年的《上海文学》上刊登了《莫言小说九段》,很短,就两三页,我觉得非常好。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对微型小说感兴趣,还开始模仿莫言写。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对文字的掌控能力非常好。
问:那你觉得他的长篇怎么样呢?比如《丰乳肥臀》?
马悦然:这个是非常好的一部小说,不能够减少了。但是《生死疲劳》,到了后面那个味道就有点不够味了,80%非常好,但是最后读者的兴趣好像稍微减弱一点。缩短一些会更好,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问:但是你认为他短篇任何一个字都不必改了吧?
陈文芬:对。他(马悦然)非常喜欢,每次读的时候,都说写得太好了。
问:莫言的小说和文字里可不可以看出近代中文作家语言的变化?
马悦然:你读莫言会想到中国古代会讲故事的人,像写《水浒传》的,写《西游记》的,和蒲松龄写的《聊斋志异》,莫言的讲话能力就是从古代说书的人学来的,当然他自己也学过外国作家,他印象最深的是美国福克纳,还有马尔克斯,我们不要太过注重影响。莫言看了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以后,他就非常惊讶,我们高密县这样的故事很多,我比得上福克纳、马尔克斯,他真的比得上的。
问:您对莫言未来的创作有什么样的期待?
马悦然:有的得奖的人,他们得了奖之后写作就停滞了,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莫言肯定不是这样的人,他内心很强大,要非讲故事不可,他会继续写。
问:莫言获奖在国内也引起了一些争议?你怎么看?
答:第一,瑞典学院公布莫言得奖,很多媒体人说莫言这样那样,这样的人怎么能得奖?批评莫言的那些媒体人他们一本书都没有读过,他们不知道里面的质量是什么,所以他们不应该开枪,这个让我非常生气。第二,你读过莫言很多作品,我也读过很多当代的一些小说作家的作品,但是没有一个作家比得上莫言,敢批评社会黑暗、不公平的现象,他敢出来批评,但是别的人就不敢。但是一些跑到外国去的非常爱讲话的人,批评莫言很容易,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我每一个月就会收到信和稿子,他们都给我寄来稿子,让我把稿子翻译成瑞典文,让他们得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他们不是什么中国真正的作家。”
问:你到底翻译莫言哪些小说给瑞典学院看?
马悦然:我开始翻译的时候,是我看写得最好的中篇小说叫《透明的红萝卜》,这个书是莫言写得最好的东西。另外一个,幽默感非常强的就是《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还有一些像《会唱歌的墙》和《翱翔》,这是莫言写得最像马尔克斯的一个东西了。
问:您曾经说过中国很多作家联系过您,希望得到您的推荐得诺贝尔奖?
马悦然:我每一个月就会收到信和稿子,他们都给我寄来稿子,让我把稿子翻译成瑞典文,让他们得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他们不是中国真正的作家。有一个山东的文学干部,他半年之前给我寄了很多画,什么古书,我都给他送回去。他说“我钱很够了,奖的钱可以给你,但是名誉归我”。但是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作家,没有一个我读过的作家敢给我写这样的信。
陈文芬:我觉得也许你们自己了解,中国很多作家跟作家意思是不一样的。
问:有人说,中国文学在世界处于边缘地位,我不知道马先生是不是承认这种说法,如果认同的话是什么造成这种现象?莫言获奖以后将给世界文坛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马悦然:中国文学早就成为了世界文学,但是因为翻译成外文的著作太少。有的中国作家非常好,是世界水平的,也有的是超过世界水平的作家。莫言可能是中国译成外文最多的一个作者,所以莫言的那些著作帮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瑞典学院以前的常务秘书,他说世界文学是什么呢?世界文学是翻译,他说得很对,没有翻译就没有世界文学。
■“北岛的诗95%我都翻译过”
问:你为什么喜欢莫言?同时你也翻译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诗,这两种喜欢有什么不一样?
马悦然:我喜欢莫言是因为他非常会讲故事,但是托马斯他不讲故事,他写诗。托马斯跟莫言有一个相同的地方,他60岁的时候写了《记忆看见我》,他写他小时候的活动,莫言长大以后也写了很多关于他小时候的故事。托马斯最喜欢去的地方是一个博物馆,他11岁到博物馆去看动物,他对动物很感兴趣,他自己的家里就有很小的甲虫。莫言同样也对自然界非常感兴趣,但是他的兴趣是另一方面的,他分析的是能吃的和不能吃的东西,因为大跃进那几年肚子总是很饿,他希望找到吃的东西。但是他们对自然界的关注都是相同的。莫言看过我翻成中文的托马斯的一些诗,他非常欣赏。
问:有些人翻译过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你为什么还要翻译呢?
马悦然:我刚才提到《道德经》,《道德经》有100种英译本,水浒传有4种英译文,每一个翻译家都用他自己的看法和方式来翻译一部著作。
问:以前读北岛的译本,或者李笠等,感觉他们的笔触很硬朗,但是马悦然先生的笔触有一种柔软在其中,瑞典语本身感觉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马悦然:诗人就是一个很温柔的人,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我头一次跟托马斯见面是1966年,我们从那个时候起就常常在见面,我也翻译过他诗的一部分,把它翻译成英文。1983年出版的《狂暴的广场》,一出来我就翻译成英文。所以,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你们知道托马斯1991年中风了,中风以后不能讲话了,他通常说要、是的、很好、可是,但是还是能够跟他谈话,因为他的妻子在他旁边。
问:托马斯的书中有很多海,有一种很寒冷和萧瑟的感觉,瑞典的自然对他的诗是不是有很大的影响?
马悦然:对,他对海的感觉非常深的,因为他的祖父是领航员,住在一个海岛。托马斯每一个夏天都住在海岛,他的祖父在的时候,是他最好的朋友,因为祖父跟海的关系是非常深的。海对托马斯最重要。
问:您还写中国的七言绝句,您为什么对短小精悍的诗句感兴趣?
马悦然:就是对短诗很感兴趣,因为比较容易学吧。俳句是非常容易学的。
问:你也翻译过很多杨牧的诗歌?
答: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诗人,我早就读过他的书,但是我不敢翻译,因为他的诗不容易。台湾还有非常多的好的诗人。
问:马老师这么喜欢中国人的诗,为什么没有颁给中国诗人呢?
马悦然:对。明年看吧。(笑)
问:原来一直传闻北岛要得这个奖,后来没有。
马悦然:北岛的诗我翻译过95%。(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