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蛙》:故事叙述兼具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

　　莫言的长篇小说《蛙》，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曾引发了新一轮的关于莫言的争议。一些人认为《蛙》不是莫言最好的作品，理由是小说改变了莫言一贯的汪洋恣肆的语言风格。但在我看来，《蛙》是莫言一次新的艺术调整，它在语言风格上回归了平实，却收获了更加深邃的艺术涵蕴。

　　《蛙》以计划生育这一敏感题材为背景，塑造了乡村妇产科医生、计划生育干部姑姑这一典型形象。在姑姑身上，既有圣母般的光环，又有地煞般的狰狞，是亦神亦魔的合体人格。她是烈士后代，父亲曾是白求恩的弟子，是八路军西海地下医院的创始人。姑姑很小的时候就经受了日本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但坚决不动摇。新中国成立后，姑姑成为新法接生的积极实践者，她一生接生近万人，晚年被高密东北乡人民称为送子观音、活菩萨，但她也是计划生育战线的干部，她铁面无私，为了计划生育工作，她扒房拆屋，对孕妇围追堵截，死在她手上的孕妇和小生命也不在少数……姑姑晚年生活在地洞中，以捏泥娃娃表达忏悔的心理，是莫言对人在历史场域中的自我担当自我忏悔意识的呼唤。莫言曾言，《蛙》在自己的写作历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是自己比较满意的一部作品。“因为这是一部开始执行自我批判的作品，是我提出的‘把自己当罪人写’的文学理念的实践。”

　　因此，我们不能相信浅薄之辈把莫言的《蛙》看作只是写了敏感题材或是向西方诺贝尔奖的谄媚与迎合的论断，那样实在是小看了莫言。《蛙》借计划生育题材和姑姑的形象，实际上写出了一部民族生育史，或者说是借生育写出民族的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生育之于民族是最能体现文化伦理意义的事件，绝不是简单的添丁进口，而是一个民族兴旺发达与否的大事，它既是政治经济的，又是文化心理的，甚至可以说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密切相关。古代原始部落的生殖崇拜，至今在一些少数民族中，仍可见出端倪。莫言把小说命名为“蛙”，乃是取“娃”、“娲”的同音之意，其图腾的意味十分明显。新中国成立伊始，万象更新，姑姑作为新法接生的新人，是共和国的新事物的代表，她击退“老娘婆”，用科学方法接生，接生的第一个孩子是陈鼻，陈鼻是地主的后代，又是混血儿，那个硕大无比的大鼻子，难道没有一点隐喻的意味吗？新法接生既是科学现代性的指征，同时也体现国家意志对传统生育观的控制的开始。从此，传宗接代的自然行为，让位于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当计划生育成为基本国策，计划生育行为就成为历史合理性的正义之举。姑姑作为执行者，无需替历史承担责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富人阶层的出现，许多大款、达官贵人开始包“二奶”、泡“小三”，袁腮的以牛蛙公司名义经营“代孕”的公司应运而生，生育与金钱密切联系，新的生育上的不平等又呈现出来，资本以金钱换算的方式剥夺了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以工具合理性掩盖了价值的非理性本质。蝌蚪以陈眉代孕方式，夺人之子，致使陈眉精神失常的描写，就是人的贪欲以历史合理性的方式进行的狡辩。

　　《蛙》的重要价值就在于，莫言一方面承认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合理性，承认个体在这一进程中的无能为力与无辜性，另一方面，莫言又感到个体不能以历史进程的合理性来开脱个人行为的罪恶感，忏悔与赎罪是十分必要的。这就是为什么莫言要以给日本友人杉谷义人写信的方式进行叙事的缘故。杉谷义人正是侵华日军司令杉谷的后人，这位日本先生同样有着需要替历史忏悔和担当的意识。这也就是童庆炳先生所提倡的“历史——人文”双重价值取向的写作范式。童庆炳先生认为：“我们提出的这一范式的特点在于困境的‘还原’，既不放弃历史理性，又呼唤人文精神，以历史理性和人文精神的双重光束烛照现实，批判现实，使现实在这双重光束中还原为本真的状态。”(童庆炳：《童庆炳文学五说》，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童庆炳先生所说的这一范式，实质上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工具合理性与价值非理性的悖论是基本相同的意思。在这一悖论中，作家的立场是站在两者之间，结结实实地表达出这一张力。

　　很显然，莫言的《蛙》具备了在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的叙述张力，这种张力的获得，使得《蛙》具有了复杂浑厚的艺术魅力。

　　(郭宝亮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