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澄清梁启勋"汉奸"误解：曾做过一些地下工作

　　梁启超直系后人发出声明表示与“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拍卖无关，牵出“南长街54号”和梁启勋诸多往事，昨天，梁启勋后人在沉默数日之后，认为有必要澄清一些误解。而此事当事各方的一致愿望是，态度既已表达，不希望再生枝节。

　　为日伪工作有“隐情” 暗指“汉奸”不公允

　　公开的履历显示，梁启勋曾于1938年在日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工作。对此，梁启勋后人表示，其中另有隐情，梁启勋在为日伪政权工作中，通过二儿子梁思睿做过一些地下工作。

　　在梁思睿的回忆中曾有过对这段历史的记述：1937年七七事变后，梁启勋的5个孩子都还在上小学和中学，无法向后方转移。在沦陷区梁启勋一直只在银行担任阅报、圈报和剪报的工作，这是他一生最苦恼的时期。“40年代初我在上大学时，经同学介绍参加了国民党在沦陷区北平的地下抗日工作。父亲很欣慰支持，曾多次通过我向祖国提供了敌伪政府的经济、金融、组织的情报材料。”

　　梁启勋后人也提供了一份履历证明，在梁启勋1951年当选中央文史馆首批馆员时，这份材料被审核后登记，其中梁启勋自述：“一九三八年，曾投入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做过点地下工作。一九四八年冬季，当北京围城的时候，也做过一点地下工作。卑不足道。”

　　梁启勋共有二子三女，全部参加了革命工作。解放战争后期，在梁启勋的支持下，南长街54号转移了大量进步人士到解放区，这些在梁启勋的文史馆简历登记自述和梁启勋后人的回忆中都有记录。因此，对一些报道将梁启勋形容或暗指为“汉奸”，梁启勋后人表示遗憾：“这既是对梁启勋人格的不公允的评价，也是对事实情况的不甚了解。”

　　提出“故居”别无他想 梁氏档案保存不易

　　根据梁启勋的长女梁思明及其长子孙军(其父为宋仁，革命工作时期的化名，后沿用，其本姓孙)回忆：梁启勋曾在南长街54号院建成后专门留了10间房给梁启超，梁启超在二十年代，只要到北京办事，或在清华讲学的周末，进城就住在这里。

　　梁启勋后人解释了为何拍卖之初要提出“梁启超事实上的北京故居”，原因是现在挂牌的梁启超北京故居，梁启超从未居住过，而是梁启超的长女梁思顺夫妇上世纪三十年代所购房屋。“相比一个梁任公从未住过的地方，南长街54号是曾经长期居住过的地方，更有条件称为故居。我们也是出于更好的纪念任公的考虑，提出这个问题，别无他想。”

　　此次将要拍卖的梁启超档案包括信札、手稿、书籍和器物，保存至今殊为不易。梁启勋后人介绍，南长街54号院建成初期总计40间房，梁任公(梁启超)去世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一些房屋陆续出租。解放后，仅剩14间房继续由梁启勋家居住。这些档案即保存其中。“文革”中大量书籍、手稿、信件、照片、文物被抄走，另有很多被烧毁。“目前所见的近400通梁启超、康有为、麦孟华与梁启勋的通信，系梁思明当年从红卫兵手里争取下来的，手稿则是她从当年抄家零散丢失在地上的捡起收藏的；梁氏兄弟藏书为‘文革’后返还，梁思明从文物局查抄委员会认领取回，家具器物则因红卫兵不看重，一直保存在南长街54号，直到1982年从这里搬离。”

　　表明自己态度后 梁启超后人不再回应

　　梁启超后人遵循当初的态度，在通过本报表达了“与此次拍卖无关”和“南长街54号不是梁启超故居”之后，表示不会再对此事进行任何回应。

　　和梁启勋后人的想法类似，梁启超后人也不愿在公众面前形成“争执”的印象，实际上，在此前接受本报采访时，他们曾叮嘱，写到梁启勋时不要使用“汉奸”的字眼，“我们只是表明自己的态度，没有其他”。

　　拍卖方北京匡时副总经理谢晓冬则希望，事情能够回到重新发现和推广梁启超思想的方向上来：“任公的思想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和客观的评价，我们不仅仅想完成一次拍卖，也想尽一份历史责任。”

　　记者 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