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回应3年前"诈捐门":捐款非要经过红十字?

　　余秋雨“封笔”传闻由来已久，他本人解释，起因是因盗版书。然而忍不住的是，余秋雨近日又推新书《何谓文化》，命运依旧，新书刚刚上市，盗版书10块钱一本，已经覆盖到了菜市场边上的书摊，不亚于《文化苦旅》。三年前，余秋雨深陷“诈捐门”，时过境迁，一直等到不可能再有“回头潮”的今天，余秋雨才动笔，在这部新书中进行正面回应，并直指易中天，称正是这位讲《三国》故事的文人发起进攻，快速推高了全国性的诽谤大潮。但他强调，尽管很多气不过的年轻朋友要借机“教训”一下这位“文人”，都被他极力阻止了。

　　【谈“诈捐” 】

　　担心红十字会没时间，只好自己选书

　　曾经因余秋雨为汶川地震灾区学校捐建了三个学生图书馆，没有经过红十字会，悄悄出资50万元，引起“诈捐”风波。时过境迁，余秋雨对此作出了书面解答，“简单说来，我因看到地震废墟中的破残书本，便悄悄地出资50万元人民币为灾区学校捐建了三个学生图书馆。

　　“这事不知道怎么传出去了，但是由于款项没有进入中国红十字会的账目，就有人认定是‘诈捐’，在全国网络和报刊上闹腾了整整两个月。灾区教育局的官员多次出面，反复证明我捐建的事实，居然也无济于事。”对此，余秋雨百思不得其解，“这实在太奇怪了，难道中国红十字会的账目，比捐助的事实更重要？”

　　余秋雨解释，“之所以没有走中国红十字会的捐款之路，倒不是不信任他们，而是觉得他们太忙，不可能抽时间来为图书馆选书。那书，要我自己一本本地去选购。”而让余秋雨感到奇怪的是，他并非在乎将此事闹腾起来的哪位盗版者，因为“盗版”和“捐书”在字义上正好对立。奇怪的是，“一个在电视上讲《三国》故事讲得不错的文人，渐渐成了这一事件的主角。”

　　【谈“文人”】

　　讲《三国》忽视了道，不想借机教训

　　余秋雨说，正是这位讲《三国》故事的文人发起进攻，快速推高了全国性的诽谤大潮。但是，尽管很多气不过的年轻朋友要借机“教训”一下那个讲《三国》故事的人，都被他阻止了。不仅如此，由于这位文人在讲历史故事时，过多地宣扬“术”，而忽视了“道”，书中“文笔远不如口才”，余秋雨曾托人建议这位文人，通过训练克服技术上的几点障碍。此外，他还多次在传媒上，为“文人”辩护。

　　怎么“教训”呢？气不过的年轻人想了几个“损招”。如通过网络，把三个图书馆的明细账目和购物发票全都发送给他，请他慢慢核对；又如，由接受捐建的几所学校轮番隆重邀请他和那个盗版者一起参观新建的图书馆等等。这些做法，余秋雨都没有同意，并竭力阻止事态扩大。他倒不是不想恢复名誉，而是担心对这位“文人”产生巨大压力，“在我看来，为了自己的名誉去稍稍伤害一个曾经严重伤害自己的人，也不能。”一直等到不可能再有“回头潮”的今天，余秋雨才动笔，“以证明那三个图书馆存世的正当性，那么多学生天天进馆阅读的正当性。”余秋雨认为，中国文化要学会赞扬，对自己不太喜欢的东西也不要骂。他建议，文学家之间应该学会相互尊敬。

　　【谈“封笔”】

　　自我安慰回到了唐代，因唐代没稿费

　　令作家最为愤慨的无疑是“盗版”，余秋雨也不例外，为此，余秋雨曾宣布封笔。“封笔传闻”不仅遍布大陆，也漂洋过海，传到了台湾。作家白先勇曾经专门跑到余秋雨家中劝他，让他慢慢想明白了，作家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完全寄托在这一点上，“讨论了几次以后，我觉得不能因为盗版在，我就不写了。”昨日接受扬子晚报记者采访时，余秋雨说：“我自我安慰地想，就当自己又回到了唐代，因为唐代是没有稿费的。”

　　不过，盗版一事还是令余秋雨心烦，因为，他得知，刚刚上市才一个月的《何谓文化》盗版书，10块钱一本，已经铺货到菜市场边上的书摊了。不仅如此，印刷优秀的盗版书，甚至超过了他在上海华山路工作室一个墙壁的正版书。余秋雨透露，他现在已经不怎么写了，以后会更多地写写毛笔字锻炼身体。

　　面对各种传闻，在文化视野里游走了一辈子的余秋雨，已泰然处之，称自己的态度一般是不回应，有的也没法证明。比如，有人多次造谣说他跟马兰离婚，“即使我们坐在一起拍张照，也有人会说那是装的。”不过有一次例外，传言说他得了心脏病去世了。“对于这个谣传，我回应得很痛快，直接站出来就可以证明了。”

　　【谈“谣言”】

　　国民缺少时政意识，谣言无孔不入

　　在写《何谓文化》中，余秋雨说他遇到最多的问题是中国文学的毛病。“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比较多，那么我们不能按照过去的写法，带着情绪，来骂自己的同胞。我走遍了世界各国，对于其他国家的毛病也很清楚，所以我就不忍心把全人类的毛病全拉到我们的祖先身上来，有的毛病是全人类的，并不是我们国家特有的。”

　　从文化的角度，余秋雨在这本书里讲了中国文化的几个毛病：第一个就是严重的缺少公共意识，因为古代的君子对两个“庭”负责，上对朝廷，下对家庭，忠孝两全，忠是朝廷，孝是家庭，但他们没想到，在家庭与朝廷之间有辽阔的公共空间。他认为，“中国文学对此一直缺少研究，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问题。”第二个是严重缺少时政意识，所以假货特别多、谣言特别多，无孔不入。对于谣言的平复，余秋雨十分头痛，“中国文学无法提供辟谣的机制，不管你的官多大，你的钱有多多，一旦遭遇谣言，你无法找到一个可以倾诉的机制，你越想澄清就越麻烦，就是像脸越抹越黑。”他说，国外虽然也有谣言，但不会像我们传播的这么疯狂。因此，他感叹：“我们这的谣言，是完全没法解决的。”

　　(蔡 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