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谈中美学生价值观:中国学生多选择权力

　　杜维明：中国当代著名学者，现代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现任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国际哲学学会名誉院士(代表中国)。

　　认真考虑当下这个时代语境，反观人类的困境，就会发现无论是个人、家庭、社群、国家乃至世界的问题，都可以对照儒家的精神加以反思。

　　我想做的工作就是继承蔡元培的办学理念，把中国的儒家精神变成一种既能在现代学术基础上站得住脚的学问，同时又能在身心性命方面受用的德业。

　　大学的教育更应该继承文化，为学生创造自我发展的条件，让他们成为有批判意识的人。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教授

　　●南方日报见习记者 钟琳 记者 李培

　　10月底，世界伦理中心在北京大学成立。

　　这个凝聚了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教授与德国图宾根大学普世神学荣休教授孔汉思共同心血的学术结构，旨在为世界伦理研究注入中国文明的古老精神智慧及文化元素。

　　在世界伦理中心成立之际，以继承与阐扬儒家思想为己任的杜维明教授接受了南方日报记者的专访。72岁的他虽因忙碌而疲惫，但仍旧神采飞扬，侃侃而谈，亲和宽容，言可御寒。

　　杜维明教授说：“儒家思想不再只是书斋中的命题，它所蕴含的智慧是没有国界疆域的，一定能为世界当前的发展提供智慧。”

　　经济学家林毅夫在该中心成立致辞中指出，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要得到充分释放，必须深深扎根中国文化，同时又借鉴西方的伦理尤其是经济伦理的创新。

　　以人文科学破解金钱思维

　　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研院院长许嘉璐教授在开幕典礼上指出，全世界不同文明的传统文化都在和金钱文化作抗争，“金钱思维”无疑已经主流化，而伦理道德是最后坚守的底线。

　　“物质享受的无遏制狂飙，人类精神道德的滑坡，已经成为世界性的话题，也是世界伦理中心关注的焦点之一。”许嘉璐说。

　　西方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人类没有达成解决共识。究其原因还是“利润”在作祟，很多人只是想当然地从市场规则层面出发，探寻解决危机的道路，但是事实证明，这难以全面奏效。学者们的共识是：伦理问题变得不可回避。

　　“伦理是最后的觉醒，也是最有力的介入。”以杜维明教授和孔汉思为代表的东西方学者，就世界伦理进行探索和呼吁，希望通过人文科学破解金钱思维带来的负面影响。

　　世界伦理中心的成立，就是为了呼吁人们降低对物质的欲望，反思人类的精神世界。

　　要从非传统角度认识孔子

　　世界伦理的理念始于德国图宾根大学荣休教授孔汉思，他认为，世界伦理的理念已经越来越清晰。

　　孔汉思是儒家思想的信仰者，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观察。他曾表示，儒家思想中的“仁”和“恕”是世界伦理的基本法则。他对儒家思想的现代性有着清楚认识，“儒家思想是非常重要的文明精神，现在我们必须从非传统的角度认识孔子。我们需要一个今天的孔子，而不是持着‘三纲五常，提倡男人统治女人，父辈统治晚辈’的孔子，中国已经不能回到早期孔夫子的时代了。”孔汉思如是说。

　　杜维明教授认为，儒家的个人伦理注重自我约束，超越自我中心，向更高更大的集体承诺，这些价值恰恰和新加坡的经济成就密不可分。“儒家伦理确实对东亚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

　　杜维明还表示，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能为世界当前的发展提供智慧，对西方启蒙精神所带来的人类中心主义进行反思。儒家思想不再只是书斋中的命题，它所蕴含的智慧是没有国界疆域的。

　　对话儒家学派第三期发展代表人物杜维明：

　　“中国文化对解决人类困境大有裨益”

　　1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有深厚的哲理，而且有在当今落实的可行性”

　　南方日报：作为新儒家的领袖人物，您认为自己是儒学的继承者、批判者、研究者还是推广者？

　　杜维明：我刚好借这个机会，厘清对自我的了解。新儒家这个观念可以重新考虑，感觉这是以前中国内地研究台港儒学发展的一种称谓，有一种“他者”的视角。

　　学术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儒学有第一、第二代的长期积累，我认为儒家第三期发展这个说法是可以成立的(从曲阜到中原是儒学发展第一期，从中国到东亚是儒学发展第二期，从东亚走向全球即是第三期)。

　　关于学术研究，一方面是同情的了解，另外一方面则是带有批判性的认识。我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学者，研究儒学，包括外延的相关知识，同时指向内部的领悟。我希望通过对儒家传统的理解和阐扬，能够对人类的重大问题进行哲学反思。

　　南方日报：世界伦理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的前景如何？

　　杜维明：世界伦理有两种走法，一种是走得越薄越好，把人的特殊文化背景都忘掉，探讨一个赤裸裸的人如何存活下来。另外一种就是要把它给讲厚了。

　　我们知道每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都有他的族群、性别、年龄、意识形态、背景和生活条件，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而每个文化也都是独一无二的，那么如何在无数独一无二的文化认同基础上进行沟通？

　　我们走的这条路就是循着和平文化的实现必须从容忍、承认和尊重异质文化的思路展开。

　　我们的方法是，致力于宽广的文明对话，目的是希望能为中华民族重新建构一个新的文化认同创造条件，我们希望这个新的文化认同是开放的，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多元的，是具备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能力的。

　　与中国传统的仁、义、礼、智、信融合，构成现代中国人都认同的基本价值，在我看来这种融合是厚重的，可以规避狭隘的地方主义，也可以超越抽象、单一的普世主义。

　　2 “希望通过对儒家传统的理解和阐扬，能对人类的重大问题进行哲学反思”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有深厚的哲理，而且有在当今落实的可行性”

　　南方日报：您作为儒家第三期发展的代表人物，创办世界伦理中心是出于怎样的想法？

　　杜维明：我们先是在2010年成立了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研究范围包括文化中国、文明对话和世界伦理。文化中国包括的范围比较大，除了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这些华人地区，还包括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离散社群，以及由那些和中国既无血缘关系、又无婚姻关系的外国人所组织的社群；凡是与中国有商业、企业、媒体、学术、外交、政治和旅游等方面的交往，对中国文化有着长期关怀的人都包括在内。

　　文化中国，与当前华人的认同问题有密切关系，包括两岸关系的认同、香港澳门的认同、印尼华人的认同和各种不同地区华人的认同。

　　文明对话，就是指不同的文明特别是轴心文明，比如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佛教，还包括中国的儒释道等的交流。我希望每年聚集一批代表不同文明的顶级学者在北京大学进行交流。

　　世界伦理中心是在文化中国和文明对话的基础上成立的，它并不是一个只研究普世伦理的中心，但孔汉思数十年在文明对话的基础上探讨普世伦理是我们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资源。

　　南方日报：当下促成世界伦理中心成立，恰逢一个怎样的契机？

　　杜维明：文明之间有关核心价值的对话，譬如中美之间核心价值对话的时机已经成熟，这关乎人类的生存与繁荣。文明之间本没有冲突，只有无知才会产生冲突。共享的风险性连同共享的渴望，一起激励我们超越单边主义，致力于培养对话式的文明。

　　南方日报：这次为什么会将世界伦理中心扎根中国，落户北京大学？

　　杜维明：我一直从事儒学的研究，14岁那年，我还没有碰到徐复观、牟宗三先生，那时第一次看《大学》，就觉得很亲切。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不仅有深厚的哲理，而且有可以在当今社会具体落实的可行性。

　　我们认真考虑当下这个时代语境，反观人类的困境，就会发现无论是个人、家庭、社群、国家乃至世界的问题，都可以对照儒家的精神加以反思。

　　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所代表的生命形态，确实对人类目前的困境，例如生态环境、国际冲突和人的存活等问题大有裨益，值得参照。

　　一直以来，我都从事学术研究，也有过很多对话的实践。我们知道目前自觉具有儒家性格的基督教徒、犹太教徒或佛门弟子已屡见不鲜，因为儒家讲的是做人的道理，而这是每个人都不可能逃避的语境。

　　作为一个人，我们无一例外地处于做人的抉择和思考，无一例外地需要面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问题。

　　3 “中国每个领域都在市场化，中国学生现在最应该怀有的是敬畏感”

　　南方日报：您平日喜欢和年轻人交流吗？你在美国和中国都有教学和学习的经历，对于两地学生有怎样的看法？

　　杜维明：我非常喜欢和年轻人交往。之前有关于中美学生价值抉择的一个对比，让他们自己选择金钱和权力还是智慧和知识，不少美国学生选择了智慧和知识，而中国的学生选择权力的比重大。

　　中国每个领域都在市场化，包括职业选择、对物质条件的选择都受到这种氛围的直接影响，年轻人对于人如何立本的人生规划都受到这个大环境的直接控制。

　　我认为中国学生现在最应该怀有的是敬畏感。而我想做的工作就是继承蔡元培的办学理念，把中国的儒家精神变成一种既能在现代学术基础上站得住脚的学问，同时又能在身心性命方面受用的德业。我们应该谨记学习的结果不仅指向“成学”，更应该反映在“成才”，不要只想着掌握知识、培养技术。大学的教育更应该继承文化，为学生创造自我发展的条件，让他们成为有批判意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