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一九四二：农民在夜幕掩护中吃死人肉(3)

　　【四】

　　李蕤是独子。被委为“特派记者”之时，家有白发老母，妻子身怀六甲。然而，每天一开大门便见难民倒毙的惨状，每天一睁眼就听到啼饥号寒的哭声。

　　去，还是不去？老母叹气流泪，李蕤有些犹豫。“后来爸爸还是想去，他觉得连这种时候还不出来说话，那活着都没什么意思。妈妈考虑来考虑去，还是支持了。”宋致新说。

　　出发之前，妻子宋映雪在自己任教的学校为李蕤借了500元，又借了一辆旧自行车。

　　此后一路骑行，白天采访，夜里投宿小店，在油灯下写，再通过邮政发稿。但灾情最重地区，点灯的油也无处可觅，夜里干坐着，没吃的，冷，且没有光。

　　他的采访路线，与白修德一致。

　　1943年2月初《大公报》被勒令停刊，当局严密封锁新闻此举，反倒激起白修德探寻真相的决心。此前，他的报道是源于洛阳及郑州传教士的信件，并未亲眼目睹。1943年2月末，他与时任英国 《泰晤士报》摄影记者的美国人哈里森·福尔曼，涉险入灾区。

　　从洛阳东行至郑州，两周有余，“亲眼所见和经过验证的事实，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狗在路旁啃着人的尸体，农民在夜幕的掩护中寻找死人身上的肉吃……没有什么方式能描绘出河南大灾荒的恐怖。(摘自《等待收成》)”

　　实地考察的最后一周，白修德测算出：饿死或正在饿死的灾民达300-500万人。

　　这篇报道，在白修德返回途中遇到的第一个电报局——洛阳电报局拍发出去。按常规，任何新闻稿都必须从重庆回传，经审查后再发稿。据其晚年回忆录称，不知系统故障，还是洛阳某位电报员在良心驱使下无视了规定，新闻稿直接发至纽约，刊载。

　　而据《大公报》记者张高峰的长子张刃所称：“白修德在洛阳发稿时，经手的发报员因‘泄露机密’被杀了。如此看来，张高峰虽几经逮捕，但总算逃过一劫，亦属万幸。”

　　【五】

　　所谓“泄露机密”的“机密”指何？所谓“河南大灾荒的恐怖”究竟又有多恐怖？

　　若以张高峰的报道而论，那应是指洛阳火车站的难民“成千成万逃往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是指灾民吃完了树叶吃树皮，明知野草有毒，猪吃了都要四肢麻痹，但灾民还说：“先生，就这还没有呢！”更是指征粮“比去年还逼得紧，把人带到县政府几天不给饭，还要痛打一顿，放回来叫他卖地”。全文结尾是：“救灾刻不容缓了！”

　　若以李蕤的系列通讯而论，同样是灾民挤在火车顶、跌死无数；把妻女运到人肉市场，未必能换到几斗粮食；吃草根树皮，甚至把装着秕谷糠的破枕头也吃了，“立刻又泻又吐”，甚至“捡收鸟粪，淘吃里面未被消化的草子”，甚至“掘食已经掩埋了的尸体”；“野犬吃人吃得两眼通红，有许多濒死但还能蠕动的人都被野狗吃掉了”。但任何一名难民的哪怕“最后的一文钱”，也要被兵大爷搜走。

　　更为耸人听闻的是：“郑州马永道夫妇，亲自动手煮吃了他们的亲生女儿香菊……如果不是亲听亲见，我们恐怕会惊奇为鬼世界的传奇吧！古书中有‘易子而食’，读之常常毛骨悚然，现在竟会有了亲娘吃亲女的事，连‘易’也不‘易’了。”

　　一路骑行采访，李蕤遇到一名独自蹒跚在大路上的孩童，年仅1岁多，看似刚学会走路，走起来还左摇右摆，哭几声，又慢慢向前走。爹娘呢？谁知道呢？

　　一路骑行采访，李蕤遇到两个“典型”的瘦子，一个是三四岁的孩子，那张脸“除了多一张干枯的皮之外，着实和骷髅差不多”；另一个是十四五岁的小孩，弱得不能走动，连大便都拉在裤子上，他母亲一边诅咒着“还不快死”一边替他掀起衣服收拾，而那个躯体“简直完全萎缩”，平常人们说的“饿得肋骨一条条地暴着”都实在不足以形容。

　　一路骑行采访，李蕤遇到一簇黑发。那是尸体掩埋得太浅，许是埋的人没有力气，许是要埋的尸体实在太多，于是那簇黑发就披散在地面上，很长，很密。

　　那簇黑发，他拂之不去。

　　【六】

　　灾从何来？何重至此？

　　宋致新的观点与白修德接近。宋致新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是造成这场特大灾荒的根本原因。”白修德则在回忆录中写道：“战争是首要的肇因。如果不是日本人发动战争，中国人就不会扒开黄河大堤来阻挡他们。这样，也许华北地区的整个生态就不会引起变化了。或许，粮食就能从丰产地区运送过来。和战争同时肆虐的是干旱，这是大自然的罪过。1942年根本没有下雨。”

　　大旱之后，又遭蝗灾。在宋致新看来，“这可怕的蝗灾，是黄河泛滥所造成的恶性循环，是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又一灾难”。

　　另有一项重要原因，宋致新强调：抗战以来，几十万中国抗日军队在河南驻防，而这几十万人吃的粮食，战马吃的草料，以及兵源的补充，全从河南“就地取材”。

　　自1937年抗战爆发，至1942年河南遭灾，河南省连年缴纳的军粮第一、服兵役第一。

　　民力、物力、财力均已枯竭。因此，大旱、蝗灾之后，秋粮绝收，一场特大饥荒就爆发了。

　　兼之铁路在战争中多已瘫痪，“移民”、“移粟”都成问题。因此，河南许多灾民只能坐以待毙。

　　“1943年3月底，当美国记者白修德向蒋介石陈述灾情时，他还矢口否认、故作惊讶，其实，他对于河南灾情的严重性早已知晓。”宋致新研究认为，1942年八九月河南灾象初呈，蒋介石已从军方得知消息，立即召开了紧急“前方军粮会议”，决定将河南征粮数额减轻。然而，随着冬季来临，灾民死亡率迅速上升。1942年12月，河南省政府分派大员到各县，一面视察灾情，一面督促征粮，有的县长谈到百姓将仅有的一点麦子交军粮后全家自杀时，痛哭失声，向省府大员跪地磕头请求免征。

　　1943年2月《大公报》发表社评《看重庆，念中原！》，将灾中征粮怒喻为“石壕吏”；当日同一版，该报刊发一条来自河南的中央社新闻，谓“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

　　“罄其所有”四字，实为字字血泪。

　　【七】

　　骑行采访20多天后回家，李蕤洗洗手，倒头就睡。“睡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我奶奶把饭做好，他都不能醒。”宋致新说。

　　不难想象，那是一次多么痛苦的采访。

　　灯下谈心时，宋映雪曾以半开玩笑的口吻对李蕤说：四周这样黑暗，你们记者又算什么呢？无非像个萤火虫，飞来飞去，即使发出一点微弱的光，很快就会熄灭，会有多大用处呢？

　　后李蕤化名“流萤”，一为省麻烦，二是表明：虽无照耀黑暗现实的力量，但哪怕只是萤火虫，闪一下光也是好的。

　　薪传火递。

　　“由于我的父亲曾写过《豫灾剪影》，使我得以了解这场灾难的基本面貌，引起了我探寻这段尘封历史的兴趣。”宋致新开始探寻真相，收集了她能找到的所有相关史料：托大学校友在纽约的图书馆查到白修德的报道，又购得白修德回忆录《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请兄长译成中文；到湖北省图书馆查《大公报》，发现报道原件残缺不全，就设法与张高峰之子及王芸生之子取得联系；在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购得《前锋报》胶片光盘，花费大量时间查找、抄写，收集了约百篇鲜为人知的社评。

　　宋致新说，从1942年7月灾情初呈到次年5月新麦登场，《前锋报》的约百篇社评始终跟踪，从呼吁政府未雨绸缪，到不断提出救灾建议，如建议及时种植菜蔬、植树造林等，都对灾情缓解起到一定作用。

　　言谈中，她对这张报纸的敬意分外明显，称之为“一九四二的最后观察站”。

　　【八】

　　1943年5月，新麦登场。

　　“河南灾民自救，是他们得救的主要原因。其次，蒋介石政府在灾荒已进入倒计时状态的时候，终于开始下力气赈灾。”宋致新告诉记者，灾民在1942年逃生之前仍不忘土地，不忘播种春麦，幸得次年风调雨顺。

　　白修德在回忆录里写了这样一段话：“在灾区，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我算出的庞大死亡人数，而是当我们黄昏骑马前行时映入眼帘的一幕。两个人躺在地上哭泣，这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相拥在一起，以自己的身体来温暖对方。我知道他们将会死去。但我看到了一种人间的爱。”

　　这是人类在灾难中的精神。

　　这也是“真实一九四二”的一部分。

　　在宋致新眼中，她所做的钩沉，以及当年这少数几位记者、几个媒体的勇敢作为，都是为了“真相”二字。

　　“就像失事飞机的黑匣子。”她说。

　　本报记者 林环 实习生尹丽艳 景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