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洛勇：时代缺少焦裕禄式的爱 老百姓教我演他

　　见到王洛勇，是在上海戏剧学院排练厅里。推门而入时，天色已暗。王洛勇正鼓励他的学生们：“拼了！ ”他所带领的上戏首届戏曲音乐剧班下月将演出毕业大戏。只听王洛勇对即将站上售票舞台的学生大声说道：“我不想对你们唱假的赞歌，所以指出这些问题。舞台上，必须对自己的表演负责。 ”

　　排练结束后，提及他对学生的“严厉”，王洛勇笑道，这是自己在上戏做学生时就学到的传统，也是戏剧界的行话：戏比天大。 “所谓行话，就是品德、标准、精神。 ”在电视剧《焦裕禄》中成功塑造焦裕禄的王洛勇说，换到焦裕禄身上，就是事比人大，百姓的事比他个人重要。 “我们有这样的传统，各行各业都有焦裕禄式的人物。拍‘焦裕禄’，是为父辈而拍，为他们那一代人而拍，也是为我们的下一代而拍，为他们拍一个榜样。 ”

　　焦裕禄在每个人身边

　　记：《焦裕禄》刚在央视一套播毕，作为焦裕禄的扮演者，观众的哪些评价让您印象深刻？

　　王：观众的几类反映让我震动。第一类是，我们太需要像焦裕禄这样的干部了。他任人唯贤，同时用最善良的方式帮助他人、改造他人。我听到这样的评论：“今天的干部真该好好学习焦裕禄。 ”另一类完全相反，他们对焦裕禄抱有怀疑，认为这样一个好人、完人是编出来的，今天不再需要这样一种“宣传”。

　　两类评论截然不同，我觉得都有价值，说明这出剧让观众重新思考和讨论起我们民族的道德和是非标准。其实，焦裕禄不在荧屏上，我们每个人的家里、身边都有共产党员，都有焦裕禄式的好品德和工作作风。这种工作作风和方式就是走近百姓、体察冷暖、关心疾苦，积极地想出解决方法，这是我们党走到今天的根本。 《焦裕禄》播出后，观众的讨论让我发现：人民渴望着焦裕禄。如果说这个时代还欠缺些什么，缺的也是焦裕禄式的爱，对党的爱、对国家的爱、对人民的爱、对身边人和家人的爱。演焦裕禄，我受到了一次很好的洗礼。我也感激，这个角色幸亏是现在找到我，换作十年前，我的精神、经历和成熟度可能都够不上这个角色。

　　记：您怎样理解焦裕禄在今天这个时代的意义？

　　王：焦裕禄之所以在不长的500多天时间里对兰考产生这样大的影响，不是靠口号，也不是因为他会忽悠人，而是运用了科学知识、工业管理经验和各种真正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包括心理学、管理学、环保意识等等。用现在的眼光看，他的理念可以说是相当超前的。我们国家这些年的变化正是因为拥抱了真正有效的科学方法。

　　在今天这个时代，仅仅再去宣传焦裕禄的革命热忱、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是不能令观众满足的。现实生活里，我们不陌生的是太多的空想主义，自己不愿出力气，全指望别人。真正的科学观是采取有效有益的方法，是自己参与进去，把事情搞好。我听到一些年轻观众很有趣的评价，他们说，要是能遇到焦裕禄这样的领导就好了。这一代年轻人耳濡目染的环境可能充斥着恶言恶语，大家的情绪是无奈的、逃避的，呈现出来的感觉是麻木的。对于 《焦裕禄》，一些年轻人起初会说，真的假的？也有很多人告诉我，他们看了一会儿，没想到看进去了。

　　老百姓教我演焦裕禄

　　记：您在百老汇闯荡，喝过很多年的“洋墨水”，从经历和精神气质来说，和焦裕禄并不像。

　　王：当时接到角色邀约我也意外。第一个念头，为什么找我演？导演跟我说，焦裕禄不是你印象中的工农干部。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告诉我，爸爸喜爱音乐、特别幽默、对生活充满热情，他在哈工大接受教育，跟俄罗斯工程师肩并肩工作，所以，你在国外的生活和经历不见得是你演这个角色的弱势。过去对焦裕禄的演绎，是那个时代人们对他的认知，截取的是他在兰考病重的阶段，这次要演的则是焦裕禄的一生。这样，我才逐渐建立起信心。

　　记：让自己变得跟焦裕禄像起来，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王：去年2月接到这个角色，我开始查资料、找录音、找图像，4月底正式进组，一直拍到7月杀青。整个准备和拍摄的过程，是我学习、认识焦裕禄的过程，也是我解决自己疑问的过程：焦裕禄对他生活和工作过的土地的真实影响在哪里？

　　今天的兰考已经焕然一新。马路宽了，耕作非常机械化，当年的泡桐树一个杯口粗，现在三个人抱不拢，从景致上已完全触摸不到焦裕禄当年工作过的痕迹了。但来到兰考，你会发现焦裕禄的影响至今还在。我们在兰考拍戏，6月，农田里麦子刚收，有一天，我正光着膀子要换衣服，突然来了两个人大声嚷嚷着，情绪很激动。他们说，田里刚种下秋豆子，我们的车就开进来了。我赶忙赔不是：老乡对不起，我们在拍电视剧《焦裕禄》，有什么问题找剧组一定解决。他们问，谁演焦裕禄？没等我张口，其中年长的一把抓住我说，把你的衣服穿上。等我穿好戏服再出来，他们看看我，不发一语就走了。到晚上我得知，他们没去找剧组，没让我们赔一分钱。你说，还需要怀疑焦裕禄是否真实吗？他曾是我们父辈中的一员，我们的父辈祖辈就是这样的人。

　　记：在焦裕禄工作过的地方演焦裕禄，可以说是第一时间接受观众的检验。

　　王：确实是这样。在兰考拍戏时，每天都有两三百人看，多的时候上千人。最直接的评价就是像不像。开始有人会说我的上嘴唇不太像，太厚了。慢慢地，像的评价多过不像，说我额头像、脸型像、身板像。也有人提意见，牙太白了。后来我们特意把牙涂黑过一次，但在牙齿上色不均匀，还是放弃了。

　　说老百姓教我演焦裕禄，不是假话。有些台词就是直接从他们那儿来的。有一场拍救灾，讲生产自救，我刚说完：同志们，只要勤劳，我们就一定能过上好日子！旁边一个老太太就喊，说得不对。焦书记说，人勤地不懒，处处是金山。老太太说，她那时只有八九岁，一直记到现在。

　　在老百姓面前，光看着作家写的东西和一些资料，凭着自己一点有限的生活经历，我们这些演戏的人，局限太大了。如果说我们演不好戏，就是因为我们做的功课还不够仔细。我有时会想，用三四个月时间演一个人三四十年的人生，作为演员，缺的东西真的太多了，能生吃恶补的地方就拼命地生吃恶补。

　　焦裕禄式人物很美丽

　　记：塑造完这个角色，有没有留下什么遗憾？

　　王：前几天，新疆厂一位导演给我提了一个意见，去年我们刚合作完一部电影，我演倒在罗布泊的科学家彭加木。她特意打来电话，说我在《焦裕禄》里的一段戏不太真实。那段情节是演焦裕禄在黄河滩上挑担，他跟农民说再给我多加一点，接着就用手去捧土和沙子。她认为，用捧这样一个动作，虽然看起来积极，但不真，有讨好镜头的嫌疑。

　　这让我很感慨。演舞台剧，每天都有重新“做人”的机会，导演提了意见加上观众的反馈，第二天再演能修正。电视、电影是一锤子买卖，你有不足的地方，就留存在那里，记录着你的缺失和不足。回过头去想，拍那场戏的时候，46度高温，室外更热，一刨开沙子扑面就是热浪，当时我还穿着高领毛衣，因为是一个过场戏，我的心态可能是想拍快点。这是小细节，还是被抓出来了，我想自己再去好好回看一遍，说不定还能挖出许多来。

　　记：无论是这次的焦裕禄，包括彭加木和之前《生死卧底》中的卧底警察、《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等，您演过的角色可以找寻到某种共性。

　　王：这是我有意的选择。在美国的20年里，可以说我是浸泡在物质文化、流行文化里。回到国内，我要补的正是这些角色身上的品质和气质，这是我走回国内观众视野最好的切入点。从兴趣上来说，我也更想尝试这类角色，而不是那种穿着西装、拿着红酒杯的。遇到一些观众问我，你真的是那个在美国百老汇演过戏的王洛勇吗？我觉得很高兴，他们认不出我身上的“洋味道”，证明我这些年的表演是有进步的。

　　记：您的下一个角色是什么？

　　王：我演的电视剧《王稼祥》马上播出了。也是真人真事改编，又一个中国的好男儿的故事。如果中国的男儿都像焦裕禄、王稼祥这样，“美丽中国”不远矣。

　　(施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