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领奖发言引争论 蒋方舟：在作品里诚实就够了

　　2012年12月5日，莫言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准备登机前去瑞典领取诺贝尔文学奖(新华社图)

　　12月5日，莫言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文学奖。起飞前他对媒体说：“阳光灿烂，感受很好。”但领奖并不是尘埃落定的嘉奖，而是纷争的开始。

　　从新闻发布会上答记者问到文学讲座，从斯德哥尔摩大学的讲座到颁奖典礼的演讲，莫言此行的所有发言都在国内引起了强烈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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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母亲”的故事

　　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公布开始，外界就在猜测莫言到了斯德哥尔摩到底要讲些什么。

　　12月8日凌晨，莫言发表了名为“讲故事的人”的演讲：“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在这篇演讲当中，最重要的线索是回忆母亲。母亲对自己的影响很大，这一点，莫言不止一次在不同的场合提到。在演讲一开始，莫言就深情地表达了自己对母亲的思念之情。

　　莫言说，去年，因为要修铁路，自己无奈迁移了母亲的坟墓。开棺时，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从那一刻起，莫言觉得母亲已经成为了大地的一部分，他站在这片大地上的诉说便是对母亲的诉说。

　　莫言说，母亲去世后，他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莫言仅用了83天，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这本书中，莫言“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在卷首语位置，莫言也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

　　因为相貌丑陋，莫言说自己小时候吃了不少苦，很多人都嘲笑他甚至还因此打过他。最后母亲开导莫言，让他多做善事，这样丑也能变成美。

　　童年时的莫言非常喜欢听说书，听到后来自己也能说上几段，家人最后都成了他的听众。母亲很担心他将来靠耍贫嘴吃饭，于是提醒他少说话，笔名“莫言”由此而来。

　　通稿称，莫言自己说，自己的故事起初都是他个人经历，是在真实故事的基础上进行虚构的。在诸多小说之中，最贴近他自己的是《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

　　除了把母亲写进小说，莫言的亲人和乡亲也都在小说中登过台。在小说《蛙》中就出现过姑姑的形象，不过，现实中的姑姑与小说中的姑姑完全相反，莫言做了文字化的处理，小说中的人物超越了现实。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莫言认为自己的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

　　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莫言强调，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

　　他还特别用《天堂蒜薹之歌》作例子，提出了“人的立场”：

　　“文学发端于事件但要超越事件的关键在于，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字，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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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似乎最关键的故事

　　莫言的演讲稿题为“讲故事的人”，这同时也是英国艺术批评家约翰·伯格一本随笔集的名字。

　　莫言的演讲几乎全是在讲故事，先讲母亲的故事，再讲创作的故事，最后讲的三个似乎最关键：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自己举报过一个参观苦难展览不哭的同学，多年之后因为告密而忏悔。

　　莫言总结说，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年轻的时候，因为反驳老长官“我不是人吗”而得意，现在则觉得内疚；最后是听爷爷讲的故事，风雨大作的庙宇里，八个泥瓦匠在避雨，他们需要找出那个有罪的人出庙接受惩罚，七个人都认为是第八个有罪，结果把他扔出庙宇时，庙就塌了。

　　和莫言的所有表现一样，对于这份演讲稿，赞贬都有。贬的人说莫言的演讲“又臭又长”、“只讲自己的人生和作品”、“像个絮絮叨叨的老太太”、“没有情怀”，“演讲太一般了。一堆感伤，并无神奇。苦难并不是文学。母亲并非信仰。”

　　香港作家廖伟棠直接在微博中表示，莫言“假哭”的故事放在演讲里不妥：“关于哭的故事，我觉得是非常可怕的，莫言再一次偷换概念。……你的小学同学在表演哭，不等于今天现实中哭泣的人都在表演哭，你可以有不哭的权利，但绝对不能说哭的人就是在表演。”

　　赞扬的人则认为他的故事意味深长。网友“树下马兰”这样解读三个故事：“第一个，人人都在演戏，人性就是装；第二个，人人都在自说自话，沟通就是鸡同鸭讲；第三个，人人都是愚昧的，存在就是合理。”

　　作家陈村在微博里透露：“今晚和朋友们吃饭，王安忆几次赞赏莫言讲的最后一个故事。”同为作协副主席的王安忆，此前一直被拿来和莫言作比较，被认为是一位“低调”、“中立”的作家。

　　蒋方舟在网上也表示对莫言的最后一个故事很喜欢：“最后那个故事，怎么解读都会挺有意思的，如果从政治学的角度解读其实还挺大胆很深刻的。相互勾心斗角的结果可能是整个庙宇都塌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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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作品里是诚实的就够了

　　从莫言得奖的消息传出直到领奖的整个过程，争议似乎都围绕给莫言制订道德标准有关。批评莫言的人希望莫言承担得多些再多些，支持莫言的人则高呼政治要和文学松绑，把文学还给文学。

　　但仍有不少人不满意莫言此次瑞典之行的讲话，对莫言提出了种种期望和要求，甚至连莫言的演讲里只讲故事都为人诟病：“本来能说得明明白白的话，可谁叫你莫言非要嘴里含枣儿曲里拐弯地表达。”

　　作家陈村对这些要求表示无法赞同：“搞文学又爱搞政治……手伸得太长，就没本业了。1949年后的古诗文和外国文学的序言，往往谴责作者们不够政治，带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局限性。某些人深得这衣钵。”

　　同样是作家的蒋方舟也认为外界对莫言的要求过多：“可能政治的东西很多不应该由作家去承担，为什么文学奖和和平奖没有合并成一个奖项也是这样一个原因。莫言老师只要在作品里是反对一些东西的，这可能对我来讲已经足够了。中国这个社会有太多的人情世故让他在行为上是受拘束的，但是他只要在作品里是诚实的，就够了。”

　　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姜逸青则强调希望多关注莫言的作品：“莫言的演讲言语非常朴素，表达的意思非常丰富，很深刻。他对现实政治、生活本身不是不关注，这种生活里他本身没有很大力量，但是他建构的世界却有很大的力量。文学是特殊的一种表达方式，莫言先生的作品本身就是对整个生活的很多的诠释。人们可能都希望他在他的发言当中有这样或者那样的表达，可能是他们在替他想象，这是非常无聊的事情。”　　■张润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