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写了什么 专家:寻找协商路径

　　《旧制度与大革命》写了什么

　　从经典中寻找未来之路

　　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近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主持听取专家学者对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的座谈会上说，“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是著名法国历史学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经典名著，原著出版于1856年，中文译本在199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托克维尔作为世界知名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二)》同样广为人知，与《旧制度大革命》并列为其最主要的代表作。

　　《北京晨报》记者采访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乔新生说：“这本书精彩地描述了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法国社会的宪政历程。在今天，对我们依旧有启蒙意义。中国人为什么依旧需要启蒙，并不是我们没有想到，而是在铁屋子里呆久了，找不到出路。而这些在资本主义初萌时代的思想家们留下的经典，他们的思考，他们给出的种种出路，虽然有一些很糟糕，但是对我们来说，却有很好的启迪意义。”

　　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

　　北京晨报：《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一本怎样的书？

　　乔新生：这本书非常精彩地描述了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欧洲、主要是法国的宪政历程，法国大革命，这个世界历史上也非常重要的变革运动，给后人留下的警示和经验是无与伦比的，不同的人可能从其中获得不同的感受和结论。

　　北京晨报：那应该如何读这本书？

　　乔新生：当代我们讨论社会主义，就不得不需要了解，社会主义来源于资本主义，它是资本主义发展中，人们意识到资本主义终将被社会主义所替代而产生的。而谈到资本主义，就不能不了解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封建社会。我个人认为，中国人普遍对封建有所误解，所谓封建，就是分土地、建诸侯，这个概念来自欧洲。在中国，封建制度存在的时间大约是800年，但往往伴随着诸侯的叛乱，典型的是西周，结果五霸七雄争霸，周天子成为傀儡。秦代废除了封建制，建立郡县制，汉代刘邦再次分封诸侯，但为时不久，七国之乱爆发，诸侯制度废除。此后都是实行承袭自秦的中央集权制度。弄明白了封建制度，也就能够看明白这一场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变过程中的种种现象和问题。

　　乔新生：寻找协商的路径

　　一场大革命，使得法国摆脱封建贵族的统治，最终走上宪政道路，但同样也留下了抹不去的伤痕，法国大革命的激烈、残酷，也引发了许许多多思想家的思考和反省。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说：“两场发生在欧洲的革命，一场法国革命，一场英国革命，标志着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分道扬镳。但这两场发生在英吉利海峡两岸的革命，却截然不同，一个渐进，一个激烈，也留给人们不同的思考。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今天重新回顾这一段历史，也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观照。”

　　海峡对岸的故事

　　北京晨报：重新读这样一段历史，读一个思想家对于这段历史的思考，你有什么感想？

　　乔新生：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过程中，有两场重要的革命，一场就是这本书主要探讨的法国大革命，另外一场就是英国革命。两场截然不同的革命，给我们的思考也是不一样的。要了解法国革命，其实也需要了解英国革命。

　　北京晨报：英国革命又是怎样的？

　　乔新生：英国革命的故事大约要上溯到1215年，十三世纪。当时的英国国王约翰王穷兵黩武，结果入不敷出，于是打算向贵族诸侯征税。诸侯当然不愿意，于是联手逼迫约翰王在温莎城堡签订《约翰大宪章》，其中关键的两条，一是不经所有贵族同意，不得增税。二是没有法律规定，不得审判贵族。这就是宪法的鼻祖，也是世界上第一次把国王的财产和国家财产分开，其根本目的是限制王权。随后经历约翰王的儿子和孙子两代，贵族们进一步约束王权，成立下议院、收回立法权，经过这三代的博弈，最终确立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其核心有三个，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宪法，议会代替国王成为权力中心，立法权归于议会。这意味着英国已经从封建主义社会逐渐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北京晨报：十七世纪的英国大革命与法国大革命有什么不同？

　　乔新生：英国大革命的特点，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互相妥协、谈判，虽然也有刀光剑影，但毕竟还能够坐下来谈。而就在英吉利海峡对岸的法国大革命则不一样，新兴资产阶级一开始就没打算和国王谈判，用最酷烈的手段推翻了封建王朝，但是最后发生的一切，大屠杀、新的专制等等，都说明革命者并没有真正摆脱旧制度，直到付出惨重的代价，才逐渐走上宪政制度。

　　中国和日本的故事

　　北京晨报：两场不同的变革，又有什么不同的历史启示呢？

　　乔新生：两个启示。首先，任何社会变革都会付出代价，但是如果没有妥协、谈判，没有寻求社会最大公约数的努力，其代价可能会非常惨重。英国的资产阶级会妥协，他们通过立宪来完成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缓慢变革，虽然历经时间长一点，但是人们受到的伤害被约束到最小。同样的，法国以暴力推翻了封建王朝，最终走向宪政却是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

　　北京晨报：第二个启示是什么？

　　乔新生：当资本主义取代自然经济的时候，要意识到，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区别，不仅是生产关系的变革，也是上层阶级的变革，新的资产阶级绝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概念，一个社会的变革，只有经济的变革，没有上层建筑的变革，是不可能成功的。

　　这一点中国和日本近代的变革就是典型的对比，日本的明治维新为什么能够成功，是因为它是自上而下的，上下都变了。

　　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失败，正是因为上层建筑的不变革，洋务运动时代，清朝统治者讲本体论，讲中体西用，其本质还是上层阶级不愿意变革，不愿意失去权力，因此导致了中国近代化的必然失败。

　　历史观照现实

　　北京晨报：对于今天来说， 可以从这本书中看到什么呢？

　　乔新生：人类历史发展有其规律，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在今天，我们依旧在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至今依旧没有完全摆脱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影响，比如对公权力约束过小，比如以金钱衡量一切等等。因此，需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避免那些打着中国特色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

　　北京晨报：哪些是可以借鉴的？

　　乔新生：中国当代的改革还有待完善，上层建筑的改革需要不断深化，在满足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方面也不够。世界上有四大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其中一种。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的完善，还有一些必须找到答案的问题，再如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其内涵还不清晰，再如按劳分配的方式也还在探索，以至于不得不借助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如何找到更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方式，这需要更多的努力。

　　寻找妥协的路径

　　北京晨报：对于我们，又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呢？

　　乔新生：中国的改革目前面临许多难题，首先，经济上的难题，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如何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发展模式，这需要更多的探索。其次，既得利益集团根深蒂固，阻碍着改革的前进，这是改革必须要克服的问题。

　　北京晨报：如何探索和克服呢？

　　乔新生：中国的改革到今天，需要重新寻找共识，尽快找到社会协商、妥协的路径和平台，使得社会协商成为现实，化解社会矛盾，使得社会改革获得更加良好的通道。

　　北京晨报：如何才能找到和建立这样的平台呢？

　　乔新生：这就需要一方面千方百计地保护公民权利，使得公民能够更多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另一方面，限制公权力，使得协商和妥协有可能实现。

　　今天还需要启蒙

　　北京晨报：对于托克维尔，你怎么看？

　　乔新生：法国很特殊，在法国大革命中，不少人上了断头台，这时人多是行动派，但也出了不少的思想家，他们躲进书斋，思考社会的命运，历史的经验。可以说，法国的浪漫主义通过行动派放大，通过思想家传播，而这些思想家，对世界来说弥足珍贵。对法国本身来说，也非常重要。法国多有思想深邃的贵族，这和他们善于反求诸己是有直接关系的。这一代的思想家们留下的著作，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依然会起到启蒙的作用。现代人为什么还需要启蒙，不是我们没有想到，而是在铁屋子里呆久了，找不到出路。而资本主义初萌时代的诸多思想家们，他们的思考，思考后的结论，虽然有的很糟糕，但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经验。其实不仅是托克维尔，还有很多的思想家，他们的著作都值得了解，比如孟德斯鸠、卢梭等等，可以列出一大串。商务印书馆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出版过一套启蒙丛书，很全面，至今我依旧会时常翻看，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也同样有价值。

　　晨报记者 周怀宗

　　乔新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中国商业法研究会理事，当代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主要从事商法的现代化与当代经济法的发展研究，特别关注转型期制度变迁与人权保护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