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知识分子应是一群只服膺于真理的人

　　梁文道：反思网络中的知识分子

　　记者 卞文超

　　相比对知识分子范围的界定，今天另一现象更值得关注：知识分子的形象在公众视野内面临垮台危机。

　　光头，黑西装，白衬衫，脸上架一副黑框眼镜。梁文道的装束黑白分明，一如他的表达，明确清晰，逻辑环环相扣，精确瞄准听众的注意力。

　　1月9日，北京环球贸易中心五楼。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主办的“理想国”文化沙龙上，熊培云、许知远、梁文道三位特色鲜明的70后写作者，各取名字中的一个字，以“云知道”组合亮相。

　　“‘云知道’很像一个乐团组合的名字。我们会去不同的地方演讲，做沙龙座谈。我们希望是一个系列的主题贯穿下去。今年的主题是——知识分子。”梁文道说。

　　知识分子不囿于职业

　　梁文道从讲台上走下来，被一群读者围住在新书《味道》上签名。主办方工作人员隔着人群叫：“梁先生，过来坐下签。”他摆摆手拒绝。面对读者，梁文道保持着恭敬的面孔。他签书，不像有的作家只顾埋头划拉，而是一定要望向读者，双手递回，道一声“谢谢”。

　　在大多数场合，梁文道不宣称自己是知识分子，主动把自己划为“知道分子”的行列。他出版最为知名的时评作品集《常识》，以浅白流畅的语言，冷静道破社会现象背后隐藏的一面。1970年出生于香港，少年成长于台湾，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内地公众对他的了解始于凤凰卫视，他是电视台主持人、嘉宾，同时在南方周末撰写专栏。

　　1月12日，“云知道”把沙龙开进北京大学。参与者大部分是学生，现场座位不够，不少人席地而坐。梁文道分享了有关知识分子与公共性的看法。

　　公共知识分子是近年来的热词。梁文道赞同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一位社会学家的观点，对知识分子有一个很简单的定义：知识分子是什么样的人？他可以靠思想生活，但更重要的是他可以为思想而活。

　　知识分子一旦与公共性相联系，便不再囿于专业和职业。梁文道举例，公共知识分子最好的例子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后期是一个很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在战争期间有大量关于政治的看法。

　　“从很严格的政治学的角度看，他的很多政治看法其实并不专业，甚至可以说是幼稚，但大家仍然会倾听他，为什么？因为他是爱因斯坦。人们或许可以不同意他说的话，但你不能否认他尽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始终应该保有一种业余者的疏离状态，保有你在行业以外、职业以外对某种事物的爱好。而这种爱好是可以很深的。”

　　“知识分子是什么样的人？他可以来自很多职业。”梁文道说。关注空气污染的公交司机，关心公车私用现象的中学生，都有可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外，或者在自身所处的社会和文化传统之外有关怀，要有超出束缚的欲望。大家在公共范围发声，关怀社会，影响周围的人就是知识分子。

　　“污名”下的社会心理脉络

　　2010年，方舟子和梁文道之间曾有一轮骂战风波。今天，梁文道试着以客观的姿态提到对方：“方舟子你别装了，你也是公共知识分子。”

　　相比于对知识分子范围的界定，今天另一现象更值得关注：知识分子的形象在公众视野内面临垮台危机。如今网络上常常见到，随便一个公共话题，便会引发网民对“公知”、“母知”的围攻。在网络语境中，“公知”直接变形成为贬义词。

　　许知远感慨于网络上价值观的一再颠覆。梁文道对“知识分子污名化”背后隐藏的社会脉络作了分析。

　　有一个词，很多年前大家认为是褒义词，现在网络环境中也被认为是负面词——精英。为什么现在大家把这个词看作是一种反讽，都在骂精英？从具体的社会环境来看，今天被指作精英的人，或许是某些贪官，或许是某些富商，在各大会所开着名车出入，叼着雪茄举着红酒晃啊晃的。在公众眼中，这些人是一群既得利益者。

　　“中国今天的贫富差距很大，大家开始意识到，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的分配有不公正之处。正是因为某种扭曲和不公正，使得某些人成为经济上获利最多的人、以及政治上获得利益最多的人。他们构成了精英群体。”梁文道指出，权力寻租带来扭曲和不公正。人们看到，发财的商人第一桶金，往往是黑的；国家发展到今天，重大的环境污染也是他们在开发过程中所应该承担的。于是公众得出结论：精英很坏很黑。

　　以此为脉络展开，一些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些经济学家，他们提出的观点和说法有时为精英群体代言，被公众抓住把柄，换来污名。还牵扯到很多著名的媒体和媒体人，包括不少有影响力的报纸杂志，被认为和这些经济学家、学者一脉相承，一起被泼上脏水。

　　这种社会心理走向并不复杂。让梁文道感到有趣的是，即便骂声一片，中国被骂精英的人甚至部分骂精英的人，往往并不反感被划入精英群体之中。

　　微博虽火却无真正讨论

　　“我不是要为‘公知’正名，不是要说公知多有良心，而是说随便地骂人不利于一个健康讨论的气氛和环境。”说完这话，梁文道感慨，这样一个呼吁恐怕改变不了什么。因为时代就是如此，这样的呼声注定微弱。他曾多次强调，如果真的是知识分子的话，就必须要关心讨论严肃的、有品质的问题。

　　近日微博不断爆出猛料，某些艳照官员和拥有多套房产的“房叔”、“房爷”浮出水面，网络监督发力，成为反腐的新生力量。但不难发现，这些事件的发生多有偶然因素，更多地流露出公众对私生活的猎奇心理，却并不触及问题的根本。

　　“过去十几年流行真人秀，我们忽然之间前所未有地对一个人的私生活、私人的性格感到无比有兴趣。你可以发现，这不只发生在中国，全世界都一样。有的民主国家选举总统，不再是有关政治立场的讨论，而变成这个总统有没有婚外情、有没有抽烟、他是什么人的讨论。”梁文道说。

　　梁文道认为，知识分子把精力转移到对这群人人格上的讨论，抹去了更重要的牵扯到整个国家的重大社会分歧的讨论。这样的严肃讨论其实在历史上一直存在，但现在进入到大众舆论下，变成了政治讨论庸俗化的结果。西方国家的媒体政治讨论和政治生活越来越贫乏，政治的言语、论述越来越空洞，受到学者的批评。

　　“由于严肃的政治讨论很难在微博上展开，所以，大家更倾向于用一种很简洁、粗糙的语言来总结。不要说政治讨论，就连一般的交流在微博上也是很难的。”梁文道感觉，在中国，微博为主的舆论环境口水横飞，但问题或许更为严重。

　　梁文道本人并没有个人微博，但他会去微博上看看。他常常发现微博上对于他本人在某场演讲上的讲话，大部分都不太接近原意，有时候甚至是相反的。“这样的微博发出去，被转发了很多次，有人看了微博就会下判断：没想到梁文道当时会这么讲，梁文道就是一个傻瓜。”

　　“如果我对一件事情感兴趣，我是一定要想办法找回他的原话是怎样的，他的整篇文章是怎样的。我很难根据别人的只言片语和别人的总结，去判断另一个人和另一件事。但是，今天大家大概都没有时间来做那么费神的事了。”梁文道说，微博上充斥了太多声音，但是缺少起码的判断基础。微博的速度那么快，大家上午关注伊能静，晚上在意李云迪，第二天又一起来关心南京“搓手猫”。

　　我们关心的事情每小时都在更新，随时作出的判断随时面临改变。但是真正的讨论又有多少？

　　应是只服膺于真理的人

　　“面对沟通如此迅速、联络如此紧密的方式，我在回避。”

　　与人们印象中的媒体人形象相反，梁文道在生活中给自己设置了信息屏障。他经常手机关机，短信隔上一两天才回复，邮件几乎每个月才回一次，脸谱、推特等社交网站从不使用。除了一些社会活动，梁文道大多数时间在家读书，每天睡五个小时。

　　尽管现在很多人喜欢把“圈子”挂在嘴上，也喜欢把自己归类于各种不同的“圈子”，梁文道却有意与这种亲密接触的现实拉开距离，借此给自己更多反省的空间。

　　“我还没有找到一个理想的生活状态，我正在寻找。”他说。　

　　但对于知识分子的理想状态，他的脑海中似有勾画。“知识分子应只服膺于真理，而不是屈从于立场。”他向往南宋时朱熹和陆象山的那场论战，双方门下弟子都知道，对方是自己老师的最大敌手，但整个论辩过程，从今天的文字记录来看，他们的辩论客气而节制。朱熹和陆象山私下跟弟子谈到对方的时候，也从来不会出言不逊。

　　“我并不是说一定要斯文，而是说，学者、知识分子在辩论问题时，最好不要过于轻易地下结论，而要对自己的观察判断有一个保留。”众所周知，真理不是任何人可以垄断的，它不是那么容易就到达的。在这样的前提下，任何人都不该轻易宣称自己站在真理那边，或者真理就掌握在自己手上。

　　“我们只敢说，或许我有一个想法是对的，拿出来讨论一下。这样的态度，是比较理想的知识分子社群内部讨论问题的态度。因为知识分子就应是一群只服膺于真理的人。”梁文道说。